1565年冬，北京诏狱的寒夜格外刺骨。一位头发花白的官员望着铁窗，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绝笔，随后用瓷片自尽身亡。他就是胡宗宪，那个平定东南倭患、拯救千万百姓的浙直总督，也是被骂“攀附奸佞、贪污腐化”的严党余孽。

数百年来，历史对他的评价始终撕裂：有人赞他是“再造东南”的社稷之臣，有人斥他是道德败坏的政治投机者。这个集“小人行径”与“巨人功绩”于一身的男人，究竟是时代的牺牲品，还是野心与理想交织的复杂个体？拨开历史迷雾，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胡宗宪。

嘉靖年间的大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南倭北虏”之困。北方鞑靼频繁寇边，而东南沿海的倭患已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这些倭寇并非单纯的日本海盗，而是由日本浪人、海盗首领与沿海奸商组成的武装集团，他们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县无完村，村无完家”。

嘉靖三十三年，浙江成为倭患重灾区。倭寇攻破杭州城，纵火焚烧官府民居，劫掠数十万财物，百姓死伤无数。此时的明朝官军战斗力低下，将领贪生怕死，面对倭寇往往一触即溃。就在这危急时刻，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御史，踏上了抗倭前线。

其实早在此之前，胡宗宪已展现出非凡的理政与军事才能。任余姚知县时，他出资赎回被豪强霸占的胜归山，半年内平息地方乱象；巡按宣大时，他提出《安边八议》，整顿军纪、稳固北疆，还平定了与鞑靼勾结的白莲教起义；巡抚湖广时，他分化瓦解数万叛军，生擒首领，平息了波及三省的叛乱。这些履历证明，胡宗宪绝非只会纸上谈兵的儒生，而是能办实事、敢担重任的实干派。

但浙江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棘手。当时的浙直总督张经虽取得王江泾大捷，却因不愿依附严党，被严嵩干儿子赵文华弹劾下狱。接任者杨宜、周珫要么能力不足，要么遭赵文华排挤，抗倭事业陷入停滞。胡宗宪到任时，面对的不仅是凶残的倭寇，更是盘根错节的政治泥潭：要想调动军队、获取军饷，必须过严党这一关。

在嘉靖朝的政治生态中，“不依附严党，便无成事可能”是公开的秘密。严嵩专权二十余年，党羽遍布朝野，官员的升降荣辱全凭其喜怒。赵文华作为严嵩安插在东南的眼线，手握督察军务的大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目睹张经的悲惨下场，胡宗宪做出了人生中最受争议的选择：依附严党。他主动登门拜访赵文华，献上重金古玩，明确表态“愿为严公效力，共平倭患”。

这番“识时务”的举动换来了丰厚回报，在赵文华的举荐下，胡宗宪先是取代李天宠成为浙江巡抚，随后又升任浙直总督，全权掌控江南、江北、浙江、福建等省军务，成为东南抗倭的最高决策者。

为了巩固权力、获取资源，胡宗宪的“投机”手段不止于此。他深知嘉靖皇帝沉迷修道，喜爱祥瑞，便投其所好：嘉靖三十七年，他捕获白鹿两只，让幕僚徐渭代写《进白鹿表》，称其为“天降祥瑞，预兆太平”，极尽谄媚之词；两年后，又献上白龟与灵芝，再次讨得嘉靖欢心。这些行为在清流看来是“失节”，但对胡宗宪而言，却是获取皇帝信任、保障抗倭大业的必要代价。

更受诟病的是他的“贪污”与“构陷”。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抗倭所需的人脉运作，胡宗宪被指“侵吞军饷三十万两”，通过截留盐税、垄断海外贸易聚敛财富，时人称之为“总督银山”。

他修建的总督府耗费白银十万两，侍女多达上百人，生活极尽奢华。同时，为了排除异己，他参与排挤陷害了李天宠、周珫等反对自己的官员，手段堪称狠辣。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胡宗宪的“小人行径”，恰恰是他成就“巨人功绩”的前提。如果他坚守所谓的“道德气节”，与严党对抗，只会重蹈张经的覆辙，东南抗倭将彻底沦为空谈。正如他的幕僚徐渭所言：“其依附严党，非为私利，实为抗倭不得已而为之。”

抛开道德争议，胡宗宪在抗倭战场上的功绩，足以载入史册。他上任后，立刻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用人智慧，一手打造了大明抗倭的“黄金阵容”。

他深知明军战斗力薄弱，便大胆启用有勇有谋的年轻将领。在他的力荐下，戚继光被任命为参将，并获准招募新军。胡宗宪给予戚继光充分的自主权，支持他改革军制、训练“戚家军”，还为其提供充足的军饷和装备。

正是这支精锐之师，后来创下“台州九战九捷”的奇迹，成为抗倭主力。同时，胡宗宪也重用俞大猷等老将，让他们各展所长，形成“戚家军主攻、俞家军策应”的作战体系。

面对狡猾的倭寇，胡宗宪制定了“剿抚兼行、分化瓦解”的战略。他敏锐地意识到，东南倭患的核心是汪直、徐海等海盗首领，只要除掉这些头目，倭寇便会群龙无首。汪直占据易守难攻的海岛，实力雄厚，胡宗宪采取招抚策略：释放被关押的汪直母亲和妻子，派使者赴日谈判，承诺授予其官职，让他管理海上贸易。

嘉靖三十六年，汪直率三千甲兵随使者回国，本欲接受招抚，却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擅自逮捕。胡宗宪虽力争未果，但这一举措已动摇了倭寇的根基。

而对付另一股倭寇首领徐海，胡宗宪则施展了精妙的反间计：他先派使者送重金招抚徐海，又暗中贿赂其宠妓，挑拨徐海与另两位首领麻叶、陈东的关系。在胡宗宪的设计下，倭寇内部自相残杀，徐海走投无路，最终投水自尽，陈东、辛五郎等首领被生擒。

这场漂亮的“离间战”，彻底瓦解了倭寇的主力。此后，胡宗宪命俞大猷追击逃往舟山的残寇，焚烧其营地，将倭寇主力尽数歼灭。在他任浙直总督的九年间，东南沿海的倭患得到彻底遏制，困扰大明数十年的“南倭”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据统计，胡宗宪主导的抗倭战争，累计歼灭倭寇数万，收复被侵占州县数十个，拯救百姓千万，史称“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

除了军事胜利，胡宗宪还留下了宝贵的“海防遗产”。他主持编撰的《筹海图编》十三卷，详细记载了沿海形势、倭寇习性和海防策略，其中“海陆联防”“重点布防”的思想影响了后世数百年。更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明确标注了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成为如今证明钓鱼岛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胡宗宪的命运，始终与严党的兴衰紧密相连。他靠着严党的扶持上位，也注定会在严党倒台后遭到清算。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捕入狱。树倒猢狲散，南京给事中陆凤仪立刻上疏弹劾胡宗宪，列出“贪污军饷、党庇严嵩”等十大罪状。嘉靖皇帝念其抗倭功绩，并未将其处死，只是罢免官职，让他回乡闲住。

本以为能善终林下的胡宗宪，两年后再次被卷入政治漩涡。他的旧部罗龙文因涉案被抄家，御史在其家中搜出胡宗宪写给严世蕃的行贿信件，信中还附有胡宗宪自拟的圣旨一道，希望严世蕃为其开脱。嘉靖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认为这是“欺君罔上”的大罪，下令将胡宗宪押解进京，打入诏狱。

狱中，胡宗宪写下万言《辩诬疏》，详细列举自己九年抗倭的功绩，却对依附严党、贪污等指控避而不谈。或许在他看来，那些“小人行径”都是为了救国大业的必要牺牲，无需辩解。但此时的嘉靖皇帝早已不再信任他，奏疏石沉大海。

绝望之下，胡宗宪选择了自尽。这位曾叱咤风云的抗倭统帅，最终死在了自己效忠的朝廷手中，年仅53岁。直到隆庆六年，他才得以平反昭雪；万历十七年，朝廷追封其谥号“襄懋”，肯定了他“有功于社稷”的一生。

如何评价胡宗宪？这是一个困扰了后人数百年的问题。

东林党人骂他“气节有亏”，认为他攀附奸佞、贪污腐化，即便有功也不足以抵消道德污点；清代官修《明史》评价他“善用权术，热衷功名，功可赞而节不足取”；而现代历史学家则更倾向于客观看待：在严嵩专权、皇帝昏聩的时代背景下，胡宗宪的“道德污点”，本质上是务实救国的无奈之举。

他确实攀附严党，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获得抗倭的权力和资源；他确实贪污腐化，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财富用于军费开支和招抚倭寇，而非纯粹的个人享乐；他确实谄媚皇帝，但这是保住职位、推进抗倭大业的生存策略。

正如学者樊树志所言：“评价胡宗宪，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在那个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体系下，他选择了一条灰色的道路，却用这条道路拯救了千万百姓。”

胡宗宪的悲剧，在于他既想做救国救民的“巨人”，又不得不为了这个目标，扮演道德上的“小人”。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矛盾：既要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又要在现实的政治泥潭中挣扎求生。

或许，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胡宗宪不是完美的英雄，也不是纯粹的奸臣，他是一个有野心、有智慧、有瑕疵的真实之人。他用“小人”的手段，完成了“巨人”的伟业；用个人的道德污点，换来了东南数十年的和平。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应简单地用“忠臣”或“奸臣”来定义他，而应看到他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胡宗宪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伟大的功绩往往诞生于不完美的选择；而历史的评价，终将超越单纯的道德批判，回归到对真实价值的考量。

参考文献

《明史·胡宗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