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画像

北宋庆历六年的滁州山间，欧阳修以一支笔剖开了文人精神世界的褶皱，写下《醉翁亭记》；数十年后，苏轼两度挥毫，以楷书的端凝与行草的奔涌，为这篇千古佳作注入新的生命。一文两书的背后，不仅藏着宋代文学与书法的巅峰对话，更凝结着中国文人史上一段温润深厚的师徒情谊。

苏轼画像

《醉翁亭记》的妙处，在于以“乐”为线，织就了一幅“俗雅共生”的文人画卷。它没有刻意雕琢的辞藻，却将山水之乐、庶民之乐、太守之乐层层递进：“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的晨昏之变，是目之所及的自然之趣；“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的市井烟火，是心之所向的民生之暖；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喟叹，更是欧阳修将个人的贬谪之愁，化为与民同乐的豁达，让文人情怀挣脱了书斋的局限，有了烟火气与济世心。这种“以小见大”的笔力，让一篇游记超越了时空，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心灵驿站”。

苏轼对这篇散文的偏爱，近乎执拗。公元1091年，苏轼知颍州时，受请写了两体《醉翁亭记》。一是应开封府刘季孙求书，于十一月乙未，以真、行、草相间字体写成长卷，世称草书《醉翁亭记》；一是应滁州太守王诏求书，于十一月乙巳，以大字楷书写成，世称大字楷书《醉翁亭记》。他以两种截然不同的书体连书两遍，绝非偶然。大字楷书版，笔力沉雄，结体端庄，每一笔都如磐石般稳重，似在以规整的法度，呼应欧阳修文中“太守与民同乐”的严谨初心；而行草书版，则笔墨奔涌，线条灵动，墨色的浓淡枯湿间，藏着他对“醉翁之意”的共鸣——那是挣脱束缚后的洒脱，是与欧阳修精神共振的自由。苏轼曾坦言“吾师醉翁者也”，这两遍书法，便是最真诚的“隔空拜师”，以笔墨为媒介，与偶像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欧苏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是“精神知己”的惺惺相惜。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科举主考官，力排众议录取了文风新锐的苏轼，甚至断言“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这份知遇之恩，让苏轼终身铭记。后来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苏轼专程前往拜谒，两人泛舟西湖，煮酒论诗，无话不谈。欧阳修曾将自己的文稿托付给苏轼，这份信任，是对苏轼文学品格的最高认可。而苏轼也始终以欧阳修为精神标杆，在仕途坎坷时，以“醉翁”的豁达自勉；在文学创作上，继承欧阳修“文以载道”的理念，却又开拓出新的境界。

当我们今天再读《醉翁亭记》，再看苏轼的两版书法，看到的不仅是文字与笔墨的美，更是一种文人精神的传承。欧阳修以文载道，写下“与民同乐”的赤子之心；苏轼以笔为媒，延续这份精神的火种。他们的情谊，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却在一纸一文、一笔一墨间，温润了整个宋代文坛，也为后世文人树立了“知己相惜、薪火相传”的典范。这份跨越时光的共鸣，或许就是《醉翁亭记》与苏轼书法流传千年的真正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