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居关系的存续时长与双方意愿来看，新规首先面临的便是对不同同居人群的差异化影响。对于短暂同居的情侣而言，这段关系更像是彼此了解的 “试金石”，双方往往并未对未来的长期绑定形成明确预期，关系的稳定性和深度也尚未达到需要法律赋予 “家庭成员” 身份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新规所赋予的家庭成员认定几乎难以发挥实际作用，既无法对他们的短期相处产生实质性约束，也难以在关系终止时提供有效的权益划分依据，相当于在这一人群中 “形同虚设”。
而对于长期同居却始终不领证的情侣，情况则更为复杂。选择这种相处模式，背后往往隐藏着双方对婚姻关系的审慎甚至抗拒。或许其中一方渴望保持情感中的独立空间，不愿被婚姻的法律责任所束缚；或许双方都对传统婚姻制度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一种 “无婚却有家” 的灵活相处方式。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长期同居不领证这一行为本身，已经传递出至少一方拒绝婚姻深度绑定、而另一方也默认接受这种状态的信号。
当新规将这类人群强行纳入 “家庭成员” 范畴时，其产生的影响便具有了不确定性。对于部分情侣来说，这可能是一种 “福利与权利” 的赋予 —— 比如在医疗决策、财产继承等方面获得更多法律支持，让原本模糊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权益保障。但对于另一部分秉持 “精致利己” 理念、追求情感自由的情侣而言，这一认定更像是一种 “不必要的责任枷锁”。他们选择长期同居不领证，正是为了规避婚姻带来的责任捆绑，而新规的出台打破了这种平衡。为了继续维持自己想要的自由状态，他们很可能会选择放弃同居关系，退回到仅保持恋爱联系的阶段，以此来摆脱 “家庭成员” 身份所带来的责任约束。
如此一来，新规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人群，便缩小到了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 —— 那些 “希望有点自由（所以选择同居不领证），但又不绝对自由（愿意接受同居带来的家庭成员责任）” 的情侣。而这部分人群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直接决定了新规的实际效用。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 “同居” 标准？是依据双方的主观意愿来判断 —— 比如情侣自认处于同居状态即可认定，还是需要依靠客观方面的证据来界定，例如共同居住的时长、是否共有房产或财产、是否共同承担生活开支等？如果认定标准过于模糊，很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引发争议；如果标准过于严苛，又可能将一部分本应受保护的人群排除在外，导致新规的保障作用大打折扣。
更进一步说，任何法律概念的真正价值，往往不是在关系和平友善的阶段得以体现，而是在出现严重纠纷矛盾甚至冲突案件时，才能凸显其定分止争的作用。在婚前同居关系中，当双方因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情感损害赔偿等问题产生激烈矛盾，甚至对簿公堂时，“家庭成员” 这一认定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现。比如，在财产分割方面，如果认定为家庭成员，是否应当参照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在子女抚养问题上，“家庭成员” 身份是否会影响抚养权的归属和抚养费的支付标准？在一方遭受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时，另一方作为 “家庭成员” 是否需要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在具体的纠纷案例中不断明确和完善。如果新规在这些关键争议点上缺乏清晰的配套细则，那么在面对复杂的同居纠纷时，法官可能会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难以作出公正判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届时，新规不仅无法实现初衷，反而可能成为引发更多矛盾的导火索，让原本就复杂的婚前同居关系陷入更深的法律困境。
综上所述，“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 新规的出台，是对现代婚恋关系的一次积极回应，但在现实落地过程中，仍需解决人群定位、认定标准、纠纷解决细则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只有充分考虑不同个体的婚恋观念差异，制定出清晰、合理、可操作的配套措施，才能让这一规定真正发挥保障权益、化解矛盾的作用，而不是沦为一纸空文或引发新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