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从职位上退下来那会儿，已经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了。他在一次全会中主动辞去了高位，之后就开始过普通退休日子。待遇按部级标准来办，住在北京一个老院子里。工资从国务院那边发，家里的事务由管理局的服务部门管。刚退下来几年，他基本不出门，天天在家看书练字，还爱弄点花草。书法他写得行，常用一种细瘦的字体抄写诗词。车子组织给配了，但他很少坐，油箱老是满的。邻居有几个老同志，他也不怎么串门。来访的就那么几个熟人，聊聊社会上的事，能说上半天。看电视新闻时，碰到腐败案，他就关机。有回听到别人说起类似事，他出门去参加一次纪律会议，谈怎么加强教育。那是他少见的出门活动。后来，有人劝他出去走走，看看各地变化，他就去了几个城市，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东西。

到了一九九二年，吴德查出得了血液病，属于再生障碍性贫血那种，骨髓功能出问题，血细胞和免疫力都下降。病在进展期，到北京医院确诊的。治疗得用进口药，贵得很，他的部级医疗报销盖不住那些高价部分，得自己掏腰包。他起初不肯用特殊办法，坚持打国产针，住一般病房，出院自己签字，还去医保处排队。他觉得不能给国家添麻烦。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文物局上班，二女儿是医生。她们都有工作，照顾起来难。大女儿暂时搁下手头事，担起主要责任。她知道父亲的病不是光靠止痛就能挺过去的，得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大女儿写信给中央，请求把父亲的待遇调整回副国级水平。信里提了父亲的健康情况和治疗难处，没署名，就附了诊断报告。她试了几次草稿，父亲看到后不答应，撕掉信，说这是给组织找事，甚至说要断绝关系。但她还是坚持，第四次没给他看，直接通过父亲的老熟人递上去。那熟人是以前共事过的，信就这样到了相关部门。父亲反对是因为他一贯作风，不想求人，觉得退休了就该按规矩来。但女儿觉得父亲过去贡献大，该有相应照顾。

信递上去后，中央那边讨论了。考虑到吴德的过往工作和当前实际，批了。批复是一份通知，发到卫生部、北京医院和相关医疗单位，说根据历史贡献和困难，作适当安排。待遇调整后，父亲转到干部保健区，有护士帮忙，药用进口的，医生随时在。不是特需病房，但够用了。父亲还是不自在，觉得麻烦国家，留纸条说优先重症别人。调整不光是医疗费，还涉及身份级别，算清了历史旧账。

调整后，治疗见效，病情稳住。一九九三年，安排他去北戴河休养。那边环境好，他在那儿住了段时间。休养时，他找了历史研究所的两个人帮忙，口述北京工作经历，整理成回忆录。书名叫他在北京的一些经历，提供历史资料。说话时他平稳，用词准，有长者样。手苍白，常摸头顶，眼睛亮。两人天天相处，录下内容，整理稿子。

吴德早年是从河北唐山起步的，一九三二年投身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五年，他帮着组织冀东暴动，那次行动影响大。他在矿区和城市间跑，指挥队伍。暴动后，继续在冀东干地下工作。抗日爆发，他管组织部和分委书记。队伍在乡村转移，他带人打游击，设伏击战，缴获东西。一九四零年，他去延安汇报，毛泽东听了后表扬，说他是老实人有德。

抗日胜了，他当冀东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兼市委书记。辽沈战役时，他管后勤，检查仓库，运补给。平津战役，他协调武装，设卡堵敌。新中国建国，他先当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管煤炭生产和分配。一九五零年，调平原省委书记，巡视乡村，推土地改革。洪水来时，他带人筑堤。之后调天津，当副书记兼市长，管城市建设，视察港口，推扩建。一九五五年，去吉林当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管工业，指导工人改工艺。还兼东北协作区副主任，协调经济。

一九六六年，调北京，当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管市政。八十年代初退下来前，他在一九八二年选中顾委委员，继续部级职务。退休后，他不让老部下来看，闭门多。去过西安、海南、广州，转转看看变化。病后，回忆录是休养时干的，成了历史参考。

病情稳了几年，到一九九五年，病又重了。从疗养地回来，人瘦不少，医生告诉家人准备后事。他写遗嘱，说身体捐医学院，房子还公家，稿费全捐。他捐了回忆录费给教育基金，个人东西就些旧钞和笔，是妻子留的。他没留财产，过得干净。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去世，年纪八十二。去世后，办丧事委员会定规格，比国级低半级，比部级高半级。常委送花圈，政治局成员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