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湖北竹溪一名17岁女孩到仁和医院就诊，查出早孕后做了清宫手术，医生没有按规定上报情况，卫健局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2020年九部门发布的强制报告意见，对医院处以1.5万元罚款，这类事件虽然不算新鲜，但对医院作出实际处罚的情况确实少见。

这个制度从2020年开始试点，2021年正式写入法律，意思很清楚，凡是跟孩子打交道的单位，比如学校、医院、社区，看到孩子有被侵害的迹象，必须立即报告，特别是14岁以下女孩怀孕，或者14岁以上但怀疑是性侵导致的，医生一发现就要上报，不用等家长同意，也不用等证据确凿，看到苗头就该行动。

南京市溧水区在妇幼保健系统里加入了一个弹窗提醒功能，医生看病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跳出几个问题，包括询问有没有监护人陪同、患者是否提到过被打经历、身上有没有伤痕等，填写之后信息就直接推送给检察院，一年下来触发了13条线索，效率比较高，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可靠，靠人记忆容易忘记，依靠机器提醒才更稳妥。

竹溪那家医院没有流程也没有培训，医生不清楚该向谁报告、什么时候报告，制度在纸上写得明白，到了实际工作中却执行不下去，南京那边靠系统来保障，湖北这里还得医生自己拿主意，差距确实很大，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重视程度不同。

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太强硬，担心女孩是自愿的，或者害怕被家人知道不敢来医院，报告后反而会把她逼走，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数据显示，最高检在2023年指出，未成年人怀孕超过九成与性侵相关，医生不能因为害怕误伤就不上报，法律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疑点本身就是信号，不需要证据。

目前国内很多地方还得靠人工填写表格，医院把信息报给卫健局，卫健局再转交给公安或检察院，中间经过的环节太多，就容易出现遗漏，有些地方连统一的平台都没有，导致信息各自独立，互不相通，像南京那样打通系统的地方还很少，很多基层单位也缺乏专门的人手去处理这件事。

教育系统和社工机构早就把报告制度放进日常培训了，但医院情况不同，医生们看重专业自主，医患关系又很敏感，很多人觉得管得太宽，司法系统打算把报告义务写进《医师法》，可具体操作还没确定，各地执行标准不一样，有的松有的紧，医生们也拿不准边界。

我认识一位儿科医生，他说最怕碰到这种事，报告了担心孩子跑掉，不报告又怕真有案子自己要担责任，制度本身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太难，没有配套流程、缺乏技术支持、追责机制也不明确，光靠医生自觉很难长期维持。

这件事说到底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大城市有完整的系统、充足的人员和高效的联动机制，小地方却只能靠人力去记，强制报告不能光喊口号，必须有具体的办法来落实，否则法规再严格，执行起来也容易打折扣。

现在有更多地方开始学习南京的弹窗系统，这是件好事，但单靠技术还不够，需要加上培训、反馈和问责机制，医生不是不愿意配合，而是不清楚怎么配合，制度应该让人主动去做，而不是因为害怕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