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刚刚说了一句让整个商学院窒息实话。

但如果你结合 Sam Altman 预言 AI 将掌管公司部门，以及 Klarna 裁员一半后效率反增的现实，你会发现如果不小心，我们都误读了这句话的惊悚程度：

这不仅是对未来的预测，更是一次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自我尸检”。

当一个CEO承认自己的工作容易被自动化，他实际上是在承认：在过去二十年的商业进化中，我们已经把“管理”变成了一种极其平庸的算法。

为什么皮查伊觉得 CEO 好当？

因为在大公司的语境下，CEO 正在无限接近于一个高级的信息路由器。

即使是edX对500名CEO的调查也显示，49%的人认为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应该被自动化。这并非他们懒惰，而是现代管理学（MBA体系）将企业变成了一个依靠确定性运转的机器。

看一看标准普尔500强CEO的日常：阅读季度报表、分析KPI差异、根据预设的财务模型分配预算、在A/B方案中权衡风险。这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数据处理、模式识别、概率计算。

听起来耳熟吗？这正是大语言模型（LLM）和 AI Agent 最擅长的领域。

Gemini 3 或未来的 GPT-5 可以在几秒钟内消化过去十年的财务数据，对比竞争对手的每一项投资，然后给出一个“最优解”。如果CEO的职责仅仅是“基于数据的理性决策”，那么人类确实不仅昂贵，而且充满偏见、情绪和生理疲劳。

皮查伊的“诚实”，揭开了一个尴尬的真相：大多数职业经理人，其实早就把自己活成了低配版的 AI。 他们剔除了直觉，剔除了情感，只讲逻辑和数据。当真 AI 降临时，这些低配版自然首当其冲。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买账。

当英伟达的黄仁勋（Jensen Huang）被问到同样的问题——AI能否取代他时，他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绝对不能（Absolutely not）。”

这是傲慢吗？不，这是物种隔离。

皮查伊代表的是**“职业经理人（Manager）”，而黄仁勋代表的是“创始人（Founder）”**。

AI 能做的是“管理”：它能优化现有的流程，能裁掉不够格的员工（像Klarna那样），能让利润表更好看。这是守成者的游戏。

AI 做不了的是“愿景”：

它无法在没人相信GPU能做深度学习时，押注公司的全部身家。

它无法在所有数据都指向“这就是个游戏显卡”时，看到并行计算改变世界的未来。

它无法在这一秒决定穿皮衣，下一秒决定把公司的股价再推高十倍。

AI 只能在已有的概率分布里寻找最优解，而真正的领袖负责改变概率分布的形状。

黄仁勋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的决策往往是“反数据”的。他依靠的是审美、直觉、对他人的同理心以及一种近乎疯狂的信念。这些是大模型无法通过“预测下一个token”来生成的。

皮查伊感受到的危机，恰恰是因为谷歌正如同一艘巨大的、靠惯性航行的战列舰，需要的只是不犯错的船长；而英伟达是一艘要在风暴中寻找新大陆的快艇，需要的是疯子。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讽刺。

皮查伊在采访中警告说，AI 的崛起包含“非理性因素”，如果泡沫破裂，“没有公司能幸免”。

但他没有说破的是：这种泡沫，正是由那些渴望用 AI 替代人类以追求极致效率的高管们吹起来的。

他们渴望一种“无摩擦”的商业世界：

用 AI 替代客服（Klarna 模式）；

用 AI 替代中层管理（Altman 的预言）；

现在，甚至用 AI 替代 CEO 的决策功能。

这种对效率的极端追求，最终会导向什么？一个完全同质化的商业荒原。如果是 AI 对抗 AI，所有的策略都将收敛于纳什均衡。所有公司的产品会越来越像，营销文案会越来越像，甚至战略也会越来越像。

当 CEO 的工作变得“容易”被自动化时，说明这家公司的灵魂已经枯竭了。它不再需要创造力，只需要执行力。

我们误把“计算”当成了“思考”，把“管控”当成了“领导”。

皮查伊的预言会在12个月内实现吗？作为执行复杂任务的代理（Agent），也许会。

我们将看到 AI 能够完美地平衡医疗方案、评估投资风险、甚至替你给亲人买礼物。凡是能被量化、被逻辑推演的任务，人类都将全面溃败。

但这反过来通过排除法，为我们指明了人类在 AI 时代的最后阵地：

去做那些**“难”**的事。 去做那些无法被 Excel 表格量化的事。 去做那些数据说“不”，但你的直觉大喊“是”的事。

在未来，如果你的工作逻辑严密、即便换个人来做结果也一样，那你就是 AI 的预备役猎物。无论你是写代码的程序员，还是坐在角落办公室的 CEO。

唯一安全的，是那些拥有“混乱”人性的人。因为只有在混乱中，才藏着进化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