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的官员、抵制外资企业给国内员工加薪的人、哄抬进口车价的商家、食品安全领域的黑心经营者、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却先解决发现问题的消费者的商家、说话不切实际的伪专家、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这些内部的侵蚀，正悄然成为我们发展道路上更大的障碍。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一级高级警长江任发被“双开”。
通报指出，江任发“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串供、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他“为黑恶势力撑腰站台，充当‘保护伞’”。
几乎在同一时间，重庆市永川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孔萍也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披露，孔萍“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职务调整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
这些案例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权力中迷失的现象。他们身处要职，却将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李超曾在一次发言中指出：“一些企业陷入‘内卷式’竞争，有的以低价、超低价、甚至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有的制假售假、以次充好。这些都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扭曲了市场机制”。
2019年，特斯拉在上海建厂时，曾计划给所有普工一万元底薪，这仅仅是在上海工厂，还不及特斯拉在美国和德国工厂2.7万到3万元人民币平均底薪的一半。
但这个合理的薪资计划却遭到了其他车企的联合抵制和排挤。批评的声音称特斯拉“恶意抬高行业工资，搅乱市场秩序”。
在压力下，特斯拉不得不将底薪降至8000元，然后是5200元。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特斯拉意识到，5000多元的底薪在一线城市实在难以保证工人的体面生活。于是，他们转换思路，通过提高绩效奖金的方法增加员工的隐性收入：一年发17个月工资，加班费按1.5倍底薪计算，还有全勤奖、倒班补贴等多项福利。
最终，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普工综合年收入达到了10万到14万元之间，而且公积金都按法定标准到位缴纳。
这种做法又引发了行业内的一些不满。多家国内车企批评特斯拉的高薪政策属于“不正当竞争”，会导致整个行业用工成本上升。
这令人不禁困惑：企业提高员工待遇，何错之有？问题关键在于，特斯拉的“鲶鱼效应”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迫使那些习惯于依赖低成本人力资源的企业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我们生活的另一个重要领域——食品安全，问题同样触目惊心。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的通报显示，在抽检的6类食品1036批次样品中，有17批次不合格样品。问题包括微生物污染、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等多项安全隐患。
其中，河源市和梅州市嘉荣超市销售的泡泡掌（泡爽鸭爪）菌落总数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沃尔玛（广东）商业零售有限公司肇庆分店销售的标称广东珩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生产的盐焗鸡胗和盐焗凤爪同样存在菌落总数超标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佛山大华丰汇超市销售的红茄（茄子）被检出镉含量超标，这是一种有毒重金属，长期摄入会对肾脏和骨骼造成损害。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外，一种专门针对自己同胞的犯罪正在滋生。
一名26岁的白俄罗斯女模特兼歌手薇拉（Vera Kravtsova），原计划前往泰国曼谷应征模特儿工作，却在抵达后被掳至缅仰光的诈骗园区。
据报导，她在园区内被迫从事诈骗活动，由于“业绩”未达标，最终被转卖给器官贩卖集团并遭杀害。更令人发指的是，歹徒随后向薇拉的家人勒索50万美元，作为“归还骨灰”的赎金。
还有一些人，表面上高喊爱国口号，背地里却早已将资产和家人转移海外，自己则留在国内继续“撸羊毛”。
他们高调宣扬民族主义，把爱国当成一门生意，利用民众的真诚情感谋取私利。一旦捞够好处，便毫不犹豫地“润”到国外，享受早已准备好的舒适生活。
纵观这些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敌人往往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别人，正是那些侵蚀我们社会根基的“蛀虫”。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李超曾表示：“整治‘内卷式’竞争是大家都十分关注的一件事。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已作出明确部署”。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净化市场竞争生态。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针对问题症结，因业施策、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和提质升级”。
同时，国家也在“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针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屡禁不止、花样翻新等情况，集中力量开展攻坚整治”。
根治社会顽疾，既需要制度的约束，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觉醒。当我们看清真正的敌人是谁，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应对挑战，共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繁荣的社会。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在直面问题的勇气中，寻找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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