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失的“最后一块土地”，94年和中国正式分离，如今成独立国家…
提起图瓦地区，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都会感到些许陌生，但它确确实实是中国历史上遗失的最后一块大面积领土，整个区域的总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这样的规模大致相当于半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小。
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有着一个更为国人熟知的旧称——唐努乌梁海，后来它更改名称为图瓦共和国，如今是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管辖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1994年，中国与俄罗斯正式签署了西部边界协定，在这份协定中，中国明确承认其不再属于中国领土的范畴，从这一刻起，这片承载着千年历史记忆的土地彻底脱离了中国的管辖，成为俄罗斯联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想要真正读懂这片土地的沧桑变迁，了解它从中国领土到俄罗斯自治共和国的转变历程，首先需要清晰地认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
它坐落于西伯利亚南部最为关键的战略地带，恰好被夹在外蒙古与俄罗斯本土之间，处于蒙古高原向广袤的西伯利亚过渡的特殊区域，地形地貌以高原和山地为主。
从历史归属的角度追溯，早在元朝时期，这片土地就已经正式纳入中国的领土版图之内。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后裔率领部众将这片区域划入庞大的蒙古帝国疆域，随着元朝正式取代宋朝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政权，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元朝的中央政权直接派遣官员进行管辖。
到了明朝，尽管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相较于元朝有所收缩，对边疆地区的管控力度也有所减弱，但在名义之上，唐努乌梁海依旧隶属于中国的管辖体系之内，当地的部落首领通过定期朝贡、接受册封等方式，与明朝中央朝廷保持着稳固的藩属关系。
进入清朝之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控力度显著加强，尤其是在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更是将边疆治理工作视为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边疆稳定。
1750年，清廷派遣大军成功平定漠西准噶尔部的叛乱之后，彻底统一了整个西域地区，到了1757年前后，清政府正式将唐努乌梁海设立为特别行政区，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府直接管辖，其行政地位与外蒙古的外札萨克蒙古四部处于平等的级别。
为了进一步强化对这一区域的管控，清政府不仅在这里专门派驻了专职的行政官员负责日常管理事务，还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屯田兵丁长期驻扎在此地，开展农业生产以实现自给自足，而这一系列举措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范沙皇俄国势力的东扩渗透。
彼时的沙皇俄国已经将扩张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开始暗中向唐努乌梁海这一区域进行渗透，通过鼓励本国移民迁徙至此、与当地部落进行所谓“贸易往来”等方式，试图抢夺当地的资源并站稳脚跟。
清朝政府之所以对唐努乌梁海如此重视，根源就在于其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它紧挨着外蒙古地区，是中国西北边防线上的一道重要屏障，一旦这片土地失守，整个西北边疆的防御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的漏洞，沙皇俄国的势力便可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中国内陆地区的安全。
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中，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在沙皇俄国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割让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但在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唐努乌梁海并未被直接割让，沙皇俄国无法通过合法的条约形式获取这片土地，只能继续通过暗中扶持移民和分离势力的方式，逐步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力。
到了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的渗透活动逐渐进入公开化、规模化的阶段，大量俄国人涌入当地，未经清政府允许便擅自开矿、修建房屋定居，这些行为不仅掠夺了当地的资源，还逐步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到1911年清朝统治濒临崩溃的时候，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总人口大约有6万余人，其中俄国人就占据了近1万人，这些俄国移民大多以掠夺式开采金矿等矿产资源为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推翻了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政府，此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内乱之中，而外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暗中支持下趁机宣布“独立”，这一事件也直接影响到了唐努乌梁海的命运。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部分部落首领受到外蒙古独立事件的影响，也开始蠢蠢欲动，在1912年，当地的下三旗部落首领公开宣布“独立”，试图脱离中国的管辖。
但实际上，唐努乌梁海本地的大多数民众并不愿意脱离中国，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即便陷入内乱，也比残暴掠夺资源的俄国人更加可靠，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可沙皇俄国根本不顾及当地民众的意愿，直接以“保护本国侨民安全”为借口，派遣军队大举入侵唐努乌梁海，实施武装吞并。
1914年7月，沙皇俄国正式将唐努乌梁海并入自己的领土范围，将其命名为乌梁海边疆区，并且宣布俄国的民法、刑法及各类法典均适用于这一地区，彻底剥夺了中国对该地区的管辖权。
这时候，北洋政府已经取代清朝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权，与腐朽软弱的晚清政府不同，北洋政府对沙皇俄国的侵略行为立即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沙皇俄国根本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地推进对唐努乌梁海的殖民统治。
1915年6月，中国、俄国和外蒙古三方签订了《中俄蒙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外蒙古获得自治地位，中国和俄国都不能在其境内驻军和移民，但这一协议仅仅停留在纸面之上，实际情况是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都处于沙皇俄国的实际控制之下，成为其操纵的傀儡区域。
1916年，北京政府曾经依据《中俄蒙协议》的规定，宣布派往乌里雅苏台的佐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但此时俄军已经完全占据当地，中国派去的专员根本无法行使管理权。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成功上台，此后俄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政权稳固斗争之中，暂时无力顾及对唐努乌梁海的控制，中国北洋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919年派遣军队进驻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成功实现了对这片土地的短暂收复。
北洋政府任命严式超出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负责当地的管理事务，严式超到任后积极采取措施，试图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中国对该地区的有效管辖。
但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内部陷入了激烈的权力争斗，各方势力忙于内战，根本无暇顾及边疆地区的治理，只能将驻扎在唐努乌梁海的军队撤回内地。
1920年，一支战败的白俄军队逃窜到唐努乌梁海地区，在这里占山为王，建立起割据势力，并且不断开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苏维埃政府对于白俄军队在唐努乌梁海的割据行为忍无可忍，在1921年以“消灭白俄反动武装”为名义，派遣军队大举进攻唐努乌梁海。
在击败白俄军队之后，苏军并没有按照承诺撤离，而是选择长期驻扎下来，并且扶持当地的亲苏势力成立了“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
这个所谓的“独立国家”仅仅在名义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完全受苏联的控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之一。
中华民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且明确拒绝承认这个由苏联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不断的混乱局面，随后又面临着日本侵华的严峻威胁，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和精力去干预唐努乌梁海的事务。
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领袖名叫东杜克·库拉尔，他于1892年出生，早年曾经当过僧侣，在1921年成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之后，推行了一系列亲蒙古的政策，在1924年还将国名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
然而，他的亲蒙古立场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苏联认为这一立场损害了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于是暗中支持当地的亲苏派势力发动政变，在1929年成功推翻了东杜克·库拉尔的统治，将其赶下台，到了1932年，东杜克·库拉尔被苏联以“反革命”的罪名处决。
取代东杜克·库拉尔成为图瓦领导人的是萨尔查克·托卡，他于1901年出生，早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是苏联坚定的支持者，从1941年开始，萨尔查克·托卡成为图瓦地区的实际主导者，上台后便积极推动图瓦并入苏联的进程。
1944年10月，在萨尔查克·托卡的积极促成下，图瓦地区的议会通过决议，正式请求并入苏联，随后苏联将其接纳为自己的一个自治州，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