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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与《波茨坦公告》共同构筑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胜国，其合法权利并非历史遗产的象征性存在，而是有明确国际法依据的刚性权利。从领土主权维护到对战败国的监督约束，中国行使战胜国权利始终恪守法理精神，既是对历史正义的捍卫，也是对地区和平的守护。

领土权回归与界定是战胜国权利的核心体现。《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确认《开罗宣言》效力，规定日本必须将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归还，其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战胜国决定的小岛。中国依据此条款，1945年完成台湾光复，1946年通过“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完成法理确权，奠定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历史与法律基础。对于钓鱼岛等附属岛屿，其作为台湾附属领土的地位早已由国际法文件明确，中国通过常态化巡航、法理宣示等方式，坚决维护对这些岛屿的主权，正是行使战胜国领土处置权的直接体现。而对于琉球群岛等争议区域，中国作为战胜国依法享有参与主权界定与托管监督的权利，这一权利从未被放弃，也不应被任何单方面安排所剥夺。

对战败国的监督约束权是维护战后和平的关键保障。《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必须被占领、彻底非军事化，《联合国宪章》第107条“敌国条款”更赋予战胜国在战败国重走侵略道路时，无需安理会授权即可采取强制行动的权利。面对日本近年防卫预算“十三连增”、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右翼政客公然炒作“台湾有事”等危险动向，中国通过向联合国致函、发布双语警告、开展针对性军演等方式激活监督权利，正是对国际法的正当运用。这种监督并非挑衅，而是对《波茨坦公告》“永久铲除军国主义”核心精神的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战争罪责清算与权利主张的延续性同样不容忽视。中国政府虽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政府间战争赔偿，但明确保留了民间受害者的索赔权，这一权利不受时效限制。从三菱材料公司向中国劳工支付和解金，到持续推动日本正视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罪行，中国始终在为战争受害者争取正义，这是战胜国追究战争罪责权利的重要延伸。同时，中国坚决反对日本美化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本质上是行使对战败国政治体制的监督权，确保日本恪守和平宪法。

中国行使战胜国权利，始终以《联合国宪章》和《波茨坦公告》为根本遵循，既不滥用权利搞对抗，也绝不放弃权利纵容危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这种权利行使既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捍卫，也是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维护。唯有坚守法理根基、激活合法权利，才能让战后国际秩序真正成为遏制侵略、守护和平的坚固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