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近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联邦法院出庭应诉。他们面临美国联邦政府指控的“毒枭恐怖主义”、阴谋犯罪及洗钱等多项罪名。

自这位独裁者被美国缉拿归案以来，他的形象几经变换：从最初的灰色运动装、蓝色夹克，到如今在纽约法庭上身着典型的橙色囚服。

在庭审现场，马杜罗被带入审讯室，司法人员向他宣读了权利，并准许他指定辩护律师。面对指控，马杜罗进行了陈述，坚称自己“无罪”。他声称自己是“战俘”，并强调自己不仅是“总统”，更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

据称，马杜罗的健康状况不佳。目前庭审日程显示，下一次听证会定于3月17日举行，这意味着他将在美国的羁押候审中度过两个多月。

然而，这种法律赋予的程序正义，对于曾经在他治下遭受苦难的人来说，充满了讽刺意味。

2014年4月至5月间，当我作为政治犯被捕时，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对待。他们先是向我开枪，随后对我进行殴打，最后将身负枪伤的我押送到蒂乌纳军事基地——而如今，马杜罗正是从这个地方被带走的。

当年，幸亏现场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我得以高声喊出自己的名字，让外界知晓我被捕的消息。但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他们禁止我拨打电话，使我既无法通知家人，也无法联系律师。

起初，军方企图直接将我扔进牢房。直到其中一人注意到我正在流血，才“说服”同伴将我转移到蒂乌纳基地内的医院。为我处理伤口的医生冒着风险借给我手机，让我在隐蔽处匆匆拨通了家人的电话。不久后，一名检察官协同几名军人逼迫我作伪证，要求我否认是军人开枪、殴打和折磨了我。他们甚至伪造了案卷，在法庭上荒谬地声称我是被狗咬伤的，而军方只是好心送我去医院救治。

随后，在亚雷普通监狱关押的一个月里，我完全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监狱医务室仅有少量药片，抗生素全靠亲属送来。若非家人的坚持，政权连基本的问候都吝于给予。那些建议紧急转院治疗的医疗报告被狱方彻底无视，获释后的手术和物理治疗费用也全由我自掏腰包。

尽管如此，我的处境相比数千名其他政治犯已属幸运——那些饱受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折磨的囚犯，往往无人问津。许多遭受酷刑者被弃置于此，身心俱毁。因为许多政治犯曾被捆绑、电击，遭受种种难以启齿的残酷折磨，其惨状令人不忍直视。

另一些人则陷入永无止境的等待，听证会遥遥无期。延期的理由五花八门：停电了、法官没来，甚至是书记员去吃午饭没回来。就这样，案件档案可能停滞不前长达数年。

我讲述并反思这些案例，是因为如今身陷囹圄的马杜罗，很可能将获得公正的审判——这本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而非像他那个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对数千无辜者施加的不公判决那样。

最近几小时，我听到并读到世界各地的人——其中几乎没有委内瑞拉人——像捍卫一个正常国家的民主总统那样为马杜罗辩护。无论这些人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无知还是恶意，想要为一个“种族灭绝者”洗白，再没有比这更脱离现实、更黑暗的事情了。

马杜罗犯下的暴行罄竹难书，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这正是为何当全球数百万委内瑞拉人看到独裁者入狱时，会感到如此欣喜。

愿他得到公正审判，并在牢房中长久受罚，愿他长命百岁，好在漫长的刑期中为他造成的巨大伤害与漠视付出代价。只有他及其余党羽彻底倒台，委内瑞拉才能重获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