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岳飞后代写信给中央，希望得到照顾，毛主席知道后这样回应

1949年冬，南京城的第一场雪还没有化尽，嘉兴秀洲的一条狭窄弄堂里却早已湿冷入骨。七十岁的岳昌烈蜷在门板搭成的床上，用抖动的手抄写《春秋左氏传》。字迹纤细，墨色滴在发黄的纸上，屋外的孩子指着他的背影嘀咕：“那是‘书呆子’岳老先生。”穷困没有打断他的读书习惯，却几乎切断他的口粮。到1951年秋，他已经两日只靠白开水裹腹。无计可施，这位清末秀才提笔给中央写了第一封求助信。信件通过桐乡县政府报送北京，却因事务繁杂，未能递到毛主席案头。

时间来到1952年2月。华北仍是凛冽寒风，毛主席在河南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列车抵汤阴短暂停车，县长王庭文向他汇报岳飞故里的文保情况，并随口提到岳飞有位后人生活困窘。“岳家后代人人立场坚定。”毛主席在车厢过道停步，微微颔首。就在同一天，岳昌烈写出的第二封书信抵达中央办公厅。这一次，信封上“岳飞第29代孙”七个小楷格外醒目，值班人员谨慎呈报。

“可酌情救济。”批示只有五个字，毛主席落笔并未多言，却足够有分量。3月，浙江省政府接电后迅速行动：每月发放生活补助，安排医药照看，并邀请他担任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负责整理地方志与抗金文献。消息传到桐乡，邻里俱惊——这位在灯下抱书而眠的老人终于有了体面的桌椅。

救济之外，毛主席的敬意还有另一种表达。1954年4月，宪法草案审议甫告一段落，毛主席赴杭州稍作休整。清晨漫步苏堤，他望着湖岸新绿，忽道：“富商显宦的坟怎么能挡住风景？”随行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会意，却不敢擅自处理岳飞墓迁移。“岳飞是民族英雄，他的墓不能动。”毛主席斩钉截铁。回到住处，他抽烟沉思，抬头嘱咐王芳：“清明那天，请在岳王庙送几个无名花圈，费用从我的稿费里扣，不署名字。”寥寥几句，既是缅怀，也是自我克制。

清明当日，岳王庙出现三只素白花圈。香客围观议论，猜不出是谁送来的。王芳后来回忆，主席只强调一句：“民族脊梁，得有人记得。”短短十个字，分量不轻。

毛主席对岳飞的崇敬源远流长。早在湖南韶山私塾时代，他读《精忠说岳传》到废寝忘食，还在书页旁批注：“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多年后，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以岳飞自卒不渝的精神鼓励青年，“出身不足惧，最要紧是立志。”台下掌声如潮，许多学员后来回忆，这番话伴随他们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抗战相持阶段，《论持久战》应运而生，“灵活机动”成为全文高频词。毛主席对身边助手谈到战略时，举的典型仍是岳飞。“岳鹏举能用三万精锐连破兀术，只因不死守一城。”助手记录在案，成为军事教材的一段注脚。不得不说，英雄横跨七百年，仍能提供思路，这在战火连天的年代尤其珍贵。

再说岳昌烈。1953年，他初到省文史研究馆，桌上放着一摞线装残卷。老人仍旧穿旧长衫，脸色却不再蜡黄。他为《宋张浚年谱》写校勘记，行文严谨，偶有诗句抒怀。馆中年轻人听他朗读《满江红》，常被那句“靖康耻，犹未雪”震得浑身发热。有意思的是，岳昌烈从不自称“民族英雄后裔”，别人一提，他就摆手：“先祖忠武王的事迹，后辈只能仰望。”

1955年夏末，他携最新整理的《岳武穆遗文辑佚》赴北京送审。从浙江到京津的列车上，老人抱着木盒，里头放的是稿本和一面写着“精忠报国”的小旗。木盒角落夹着那张批示影印件——他把它当珍宝。抵京当晚，周总理特地抽空接见，询问生活起居。老人回答：“国家已给我最好安排，再无所求。”语气平平，却透出不变的傲骨。

此后几年，岳昌烈的身体愈发羸弱，但仍保持每日抄书的习惯。1960年初，他在嘉兴家中去世，留下十余万字文稿和一部未完的《宋军营制考》。省里为他举行简单追悼会，挽联写着：“祖德存浩气，后昆继遗风。”那张木盒里的小旗，安置在棺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