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初期，吕氏兄弟吕泽和吕释之扮演着举足轻重却鲜为人知的角色。作为吕后（吕雉）的亲哥哥，他们不仅是刘邦的姻亲，更是汉朝开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和政治参与者。

吕泽以客将身份追随刘邦起义，其部下在关键战役中屡建奇功，成为刘邦早期军事力量的核心支柱；吕释之则更多地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尤其在太子刘盈与赵王如意的继承权之争中，他通过胁迫张良并邀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成功维护了吕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两人虽在刘邦称帝后不久相继离世，但他们为吕后集团奠定的政治和军事基础，直接影响了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吕氏兄弟的早逝虽避免了被刘邦清算的命运，但也为日后吕氏家族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吕泽和吕释之出生于一个相对普通的士族家庭，父亲是吕公，原籍山东单父县。吕公家族因得罪当地权贵而被迫迁徙至沛县，这一迁徙不仅改变了吕氏家族的命运，也为后来刘邦与吕后的婚姻奠定了基础。

迁至沛县后，吕公与当地官员关系融洽，尤其与沛县县令交好。一次，吕公举办接风宴，邀请沛县名流参加。当时还是亭长的刘邦不请自来，高喊"贺钱万"混入宴席。吕父见刘邦气度不凡，认定他将来必成大器，遂将次女吕雉（即后来的吕后）许配给他 。这一婚姻使吕泽和吕释之成为刘邦的"大舅哥"，也让他们在汉朝建立过程中占据了独特的政治地位。

吕泽作为长子，性格刚毅果敢，军事才能出众；吕释之作为次子，则更擅长政治权谋和人际交往。兄弟二人随刘邦起兵反秦，成为刘邦早期重要的军事力量来源。吕泽以客将身份加入刘邦阵营，而吕释之则更多地负责家族事务，如回沛县照顾家眷 。他们虽然没有像萧何、韩信那样被单独记载传记，但在刘邦集团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吕泽在反秦战争和楚汉相争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其部下在多场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吕泽的郎中冯无择参与了雍丘之战，协助刘邦与项羽一同击败秦将李由，斩杀三川郡守 。这场战役对刘邦早期军事力量的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次年，吕泽军中的户卫郭蒙又参加了杠里之战，击败秦军主力，随后在曲遇之战中击败秦将杨熊 。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刘邦在沛县地区的势力，也为后续的反秦战争奠定了基础。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进入汉中郡。吕泽任职列将，跟随刘邦征伐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撤退，此时吕泽正率部驻守砀郡下邑，为刘邦提供了重整旗鼓的基地 。刘邦抄小路来到吕泽军营，渐渐收拢汉军士卒，驻扎在砀郡砀县，随后率军向西，经过梁地，到达虞县，最终在荥阳集结各路败军 。这一过程中，吕泽的军事部署和忠诚支持对刘邦重振汉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吕泽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他善于提拔和培养将领。其部将丁复、虫达等人在暗度陈仓、垓下之战等关键战役中立下大功，后来都成为汉初十八侯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汉初十八侯中近半数都与吕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曹参、夏侯婴是沛县同乡；樊哙更是娶了吕泽的妹妹吕媭 。这种广泛的军事网络使吕泽在刘邦集团中拥有极高的影响力。

吕释之虽然军事才能不及兄长吕泽，但在政治领域却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手腕，尤其在太子之位的维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因太子刘盈性子软弱，多次想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太子。面对这一威胁，吕后惊恐不已，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吕释之主动承担了政治行动的责任。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吕释之劫持了张良，迫使他为吕后出谋划策 。

吕释之对张良说："您一直是皇上的谋臣，现在皇上打算更换太子，您怎么能高枕无忧睡大觉呢？" 张良起初以"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为由推辞，但吕释之强行要挟："一定得给我出个主意。" 最终，张良提出了邀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的策略。

商山四皓是指秦末隐居商山的四位贤者：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他们年逾八十，须眉皓白，时称"商山四皓"。吕释之按照张良的部署，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前往商山邀请这四位隐士出山 。四人至长安后，客居在建成侯府邸，随后在刘邦设宴时陪同太子刘盈出场。

刘邦见状大惊："我访求各位好几年了，各位都逃避我，现在你们为何自愿跟随我儿交游呢？"四人回答："陛下轻慢士人，喜欢骂人，我们讲求义理，不愿受辱，所以惶恐地逃躲。我们私下闻知太子为人仁义孝顺，谦恭有礼，喜爱士人，天下人没有谁不伸长脖子想为太子拼死效力的。" 刘邦听后感叹："烦劳诸位始终如一地好好调理保护太子吧。"

刘邦最终未能改立太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商山四皓对太子的支持，认为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 。吕释之通过胁迫张良并成功邀请商山四皓，不仅维护了太子刘盈的地位，也为吕后集团在汉朝政治中赢得了重要筹码。

此外，吕释之还在英布反叛事件中发挥了作用。汉高帝十一年，刘邦因生病，本来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前去平乱。商山四皓担心太子会因军事失利而危及地位，于是建议吕释之让吕后去说服刘邦，最终使得太子留守长安 。这一决策保护了太子刘盈的安全，也为日后吕后掌权奠定了基础。

吕泽和吕释之的早逝对吕氏家族的政治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吕泽于汉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在征讨韩王信的战役中战死，而吕释之则于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3年）去世 。两人均早于刘邦（公元前195年去世）离世，这一时间点并非偶然。

吕泽战死的背景与刘邦削弱诸侯王的政策密切相关。韩王信是战国时期韩襄王姬仓庶孙，汉朝建立后被封为韩王。然而，刘邦认为韩王信的封地北靠巩县、洛阳，南逼宛县、叶县，战略位置太过重要，可能威胁中央政权。因此，刘邦在公元前199年亲自率军征讨韩王信，而吕泽也被派往前线参战。

有学者推测，吕泽的战死可能是刘邦削弱外戚军事力量的策略之一。刘邦通过让吕泽率军平叛，既消除了吕氏军事威胁，又避免了直接清算引发的家族反抗。吕泽战死后，刘邦迅速推进废太子计划，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推测。

吕释之的死亡时间则更为微妙。他死于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3年），此时刘邦已因讨伐英布而病情加重。吕释之的死亡可能与其长期参与政治博弈导致的健康问题有关，也可能与刘邦对吕氏的间接压力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吕释之去世时，刘邦尚未去世，吕后仍需依赖吕释之的政治智慧来维护家族地位。

吕泽和吕释之的早逝对吕氏家族的政治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两人去世后，吕后通过追封和分封其子，试图延续吕氏的政治影响力。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吕后追谥吕泽为"令武"，称周吕令武侯；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又追封吕泽为王爵，谥号"悼武"，称吕悼武王 。

吕释之则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去世，谥号"康"，称建成康侯。汉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吕释之的儿子吕禄被封为赵王，追尊吕释之为赵昭王 。这些追封和分封行为，反映了吕后试图通过家族纽带巩固权力的努力。

然而，吕泽战死切断了吕氏与军事集团的直接联系，吕后只能依赖宫廷权术（如招揽商山四皓）维持权力，而无法依靠军队对抗功臣。吕释之早逝则使吕后失去了一位关键的政治盟友，尽管其子吕禄、吕产继承爵位，但缺乏父亲的政治智慧，最终在吕后死后被周勃、陈平等功臣集团迅速铲除。

吕氏家族的覆灭始于吕后去世后的权力真空。吕后在世时，通过精细的布局操控了所有的朝政大权，但她的儿子汉惠帝刘盈却软弱无力，无法有效统治国家。吕后去世后，朝中权力迅速失衡，原本依附吕后的权臣开始各自为政，地方豪强也联合起来向朝廷施压，要求削弱吕家势力。

公元前180年九月，吕产（吕泽之子）被诛杀，吕国随后被废除建制，封地重新划归中央政府管辖 。吕氏家族的覆灭仅仅在吕后去世三个月后就完成了，长安城内，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联合起来，迅速清除了吕氏的政治影响。

吕泽和吕释之在正史中的记载相对较少，这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成正比。司马迁在《史记》中仅简单提到"吕泽发兵佐高祖定天下"，而吕释之则更是被误记为"吕泽"，直到后世学者才纠正这一错误。

吕氏兄弟记载缺失的原因可能与吕氏家族的覆灭有关。后世汉朝统治者对吕家持否定态度，虽无法抹杀吕后的历史地位，却可以淡化其家族成员的功绩。正如《史记》所言："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 这"功至大"三字，或许就是历史给这位神秘人物的最后注解。

然而，从现有史料和学者考证来看，吕氏兄弟在汉初政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吕泽的军事贡献为刘邦提供了关键支持，而吕释之的政治权谋则成功维护了太子之位。两人虽未留下单独的传记，但他们的事迹却通过部将的事迹和吕后集团的兴衰得以间接呈现。

在汉初权力平衡的格局中，吕氏兄弟是刘邦制衡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的重要工具。刘邦通过分封吕氏为侯（而非王），既利用其制衡功臣，又防止其坐大，体现了"外戚—功臣—宗室"三角平衡的精密设计。吕泽战死和吕释之早逝，虽然避免了被刘邦清算的命运，但也为日后吕氏家族的覆灭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