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镇江女子孙某因虚开发票罪、职务侵占罪，于2023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然而，自2021年案发至2025年，孙某通过四次怀孕（含立案前一次生育）多次申请监外执行，导致实际收监时间一拖再拖。具体时间线如下：

2021年9月：孙某因职务侵占罪主动投案，取保候审期间以怀孕为由未被羁押，同年12月产下第一子；

2023年1月：案件审理期间第二次怀孕，二审判决生效后于10月生下第二子；

2024年9月：哺乳期结束前一周第三次怀孕，2025年5月产下第三子。三次怀孕均精准卡在收监节点，引发公众对其“恶意规避刑罚”的强烈质疑。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怀孕或哺乳期妇女可暂予监外执行，执行期间计入刑期。然而，条款中“可以”二字赋予司法机关裁量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主观恶意认定：孙某离婚状态下连续非婚生育三子，且每次怀孕均与收监时间高度重合，被律师认为符合“恶意怀孕”特征——即通过反复生育逃避刑罚；

司法审查边界：法院以“怀孕方式、生父信息属隐私”为由未深入调查，仅依据医学证明批准监外执行，被质疑审查流于形式；

刑期计算矛盾：若孙某在2025年哺乳期结束后再次怀孕，总计监外执行时间可能覆盖其三年六个月刑期，导致“判刑却无需坐牢”的荒诞结果。

此类案件暴露出法律执行中的两难境地：

人道主义原则：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保护体现对生命权的尊重，但部分罪犯借此钻空子，如广东何某服刑期间三次怀孕、美国女囚通过人工授精规避刑罚；

社会公平争议：同案人朱某被收监八年，其家属质问“为何孙某能逍遥法外”，公众担忧法律沦为特权阶层的“护身符”；

执行细则缺失：现行法律未明确“连续怀孕”的应对机制，部分地区已尝试严查，如湖北检察机关曾以“恶意怀孕”为由将贩毒罪犯张某某收监。

为解决类似问题，法律界提出多项改革方向：

细化恶意怀孕认定标准：将“连续卡点生育”“非婚多次生育”等行为纳入审查范围，降低主观恶意取证难度；

建立跨部门核查机制：联动民政、卫健部门核验生育记录及抚养真实性，避免伪造证明；

限制监外执行次数：参考山西晋城案例，对故意逃避刑罚者，即使符合条件也可强制收监；

公开司法审查流程：增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透明度，减少公众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