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雾气尚未散去的松花江畔传来汽笛声，一列专列缓缓驶入哈尔滨站。下车的人群里，裹着呢子大衣的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显得有些憔悴，他刚结束长达九个月的苏联疗养，又一次被组织安排到东北局。寒风刺骨，可东站前的路灯下，他仍抬头望向北方，那里是莫斯科的方向，也是他与俄语、国际事务紧紧连在一起的记忆。

回国后不久，他的办公桌上迅速堆满文件：整合地方宣传口、筹建大学、指导工运，任务一桩接一桩。即便夜里疼痛发作，他也只是按着手术后的伤口，低声嘟囔几句俄语，继续伏案书写。医生劝他别再熬夜，他抬了抬眼镜框：“事情搁着，第二天就耽误。”干脆直接把行军床搬进办公室，白天处理公文，深夜翻译《真理报》，连警卫都直摇头。

这样高负荷的运转背后，仍有一丝隐忧。七大选举时，王稼祥落选正式中央委员，外人不解，党内人士也替他惋惜。可他自己看得淡：“革命不是排座次。”也正因如此，他对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格外重视，准备了一大摞笔记，打算在会上再展拳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的西柏坡，山风带着早春的泥土味吹进窑洞。二中全会闭幕第二天清晨，警卫匆匆找来：“主席请王副部长马上过去。”王稼祥没多问，合上笔记本便跟着走。窑洞里，毛泽东点着烟，开门见山：“会议完了，你别急着回东北。两个岗位——中央宣传部或驻苏大使，看你愿意做哪一个。”短短一句，“两个去处，挑一个吧”，语速很快，却透着信任。

面对抉择，他没有立即表态，只说了四个字：“请准我想。”走出窑洞，他沿着小河边独自来回踱步。若接宣传部，可重返理论前沿；若赴莫斯科，将为新中国开辟最重要的外交通道。思量一昼夜，他写下一张纸条递给主席：愿赴苏联，出任大使。

王嘉祥

作出决定的人往往要先回顾自己的履历。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便能熟练阅读英文原版《共产党宣言》，一年后又在中山大学特别班把俄语啃得滚瓜烂熟。民国二十年（1931年）瑞金时期，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军事委员会共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远赴苏联治伤，顺带在共产国际担任联络员。换言之，苏联熟人多、语言无障碍、外交经验现成，这条路几乎为他度身定制。

出发前，王稼祥只提了一个要求：带一名懂医学又懂俄语的随行医生。同事们恍然大悟——原来他想到了自己的夫人朱仲丽。朱仲丽在延安时就是中央医院的外科大夫，俄语单词背得比药名还快。得到批准后，夫妻俩随后连夜赶往北京，开始为建国后首任驻苏大使馆打基础。

12月6日，毛泽东率团乘专列越过满洲里国境线。夜色里的贝加尔草原一片苍茫，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车厢里，王稼祥把访问日程、人员分工、谈判纲要再核对一遍，又把席位牌按汉语、俄语双语摆好。工作人员打趣：“老王，比你当年批文件还仔细。”他挥挥手：“新中国第一次正式出访，任何细节不能掉链子。”

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站欢迎仪式后，斯大林派专车护送代表团前往郊外别墅。谈判真正开始前，王稼祥先主动与米高扬、莫洛托夫几位老熟人寒暄，把气氛烘托得不咸不淡、张弛有度。苏方对他当年在共产国际留下的“扎实、少说空话”印象依旧，场面因而格外顺畅。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两国围绕新条约互相掂量。毛泽东想尽快完成文本，斯大林却犹豫贷款与安全条款如何表述。僵局出现时，往往是王稼祥登场——先提醒中方代表把俄文原典拿出来逐词对照，再找机会单独去克里姆林宫做“非正式说明”。这套“前台主席团、后台拆弹手”的组合让谈判进度逐渐上轨道。

王嘉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晚上，大都会饭店灯火通明，王稼祥、朱仲丽以个人名义设宴答谢。斯大林极少离开克里姆林宫，可这晚破例出现。苏联艺术家送上玫瑰和手风琴演奏，毛泽东兴致高，碰杯次数远超医生允许的上限。临散席前，他拍拍王稼祥的肩膀：“好，真把路铺出来了。”

两天后，在克里姆林宫的饯行仪式上，毛泽东突感胸口不适，被朱仲丽扶回别墅。检测完血压、心率，一切正常。朱仲丽低声汇报：“只是兴奋累了。”王稼祥守在门外，听罢松了口气，却仍让值班医生通宵待命。外人或许只看见他言谈从容，却不知道这份“从容”包含了多少次彻夜不眠。

2月17日，中方代表团登上回国列车。雪线以南，春天已悄悄逼近。车厢里，王稼祥整理完全部谈判原始资料，用牛皮封好，亲手交给中央档案室人员。他轻轻拍了拍封套，没有多说什么，只留下一句：“真刀真枪打完了，后边还有长路。”

从1950年到70年代初，王稼祥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对外工作：中苏、中东欧、亚非拉，多边场合少不了他的身影。期间他也曾因健康再度离岗，可每每听到新的国际会议，他总要先翻看一遍议程，这种职业习惯直到晚年也没改。外交部年轻干部说起他，总带着敬意：“老大使做事，有根有据，面上温和，关键时刻敢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