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颁授军衔。千余名将领身着崭新的55式军服，佩戴金光闪闪的将星，接受党和国家的荣誉加冕。这是新中国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步，也是对革命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将士们的最高褒奖。

然而，在这群将星璀璨的行列中，有两位特殊的军官却显得格外低调。他们曾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的营长，战功赫赫，资历深厚，却在这次授衔中仅被授予大校军衔。他们是陈刚与张德发。

为何在众多八路军营长中，唯独他俩未能跻身将军行列？是战功不足，还是另有隐情？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弄明白1955年的授衔标准。

彼时的授衔并非简单的“论资排辈”，而是综合考量以下几个核心因素：

1.战功：是否参与重大战役，是否有突出战绩；

2.职务：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高低；

3.平台：是否长期在第一线主力部队；

4.纪律：是否有违纪题；

5.政治表现：是否忠诚可靠，是否受过处分。

在这样的标准下，八路军健在的24位营长中，有5人被授予中将，17人被授予少将，仅2人被授予大校，那便是陈刚、张德发。

这意味着，91.7%的营长成为了将军，而陈刚与张德发却成了“例外”。

首先从三大师的授衔分布来看：

115师（12营）：3位中将、5位少将，无大校；

120师（12营）：7位少将，1位大校（陈刚）；

129师（12营）：2位中将、5位少将，1位大校（张德发）。

这说明，陈刚与张德发不仅是“大校”，更是各自系统中的“唯一例外”。他们的“掉队”，显然不是简单的“战功不足”。

陈刚16岁参加红军，历经反“围剿”与长征。抗战爆发前，他已是团级干部，资历不低。

八路军成立后，陈刚任120师716团3营营长，随贺龙转战晋西北。此后，他被调往大青山骑兵支队任参谋长，参与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从履历看，陈刚的起点并不低，甚至可以说是“高配”，但问题出在平台上。

大青山根据地地处偏远山区，战斗规模小，难以积累“拿得出手的战功”；抗战后期，他随南下支队赴湘鄂边，仍以游击为主；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任晋绥军区独立第18师师长，但该师为新建地方部队，非主力纵队；1949年整编时，18师未列入野战军序列，陈刚也随之“边缘化”。

更关键的是，整个18师的评级都偏低，同级别的政委、副师长也仅授大校。这意味着，陈刚的“天花板”也被平台锁死。

他并非没有能力，而是长期脱离主力战场，战功“不显山露水”，在评衔时缺乏“硬货”。这是典型的“平台型”瓶颈。

相比陈刚的“平稳掉队”，张德发的经历更具戏剧性。

张德发，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红军，长征前已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是正师级干部。抗战爆发后，他任129师770团3营营长。

抗战胜利后，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7年已升任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23师师长，是主力师主官。同期，8纵其他师的主官，如22师师长吴烈、24师师长丁盛，后来均授少将。

然而，1948年东北整军运动中，张德发被揭发“其家属在驻地贩卖烟土”。尽管数额不大，但在“整风肃纪”的高压下，这一行为被视为“破坏军纪、腐蚀队伍”。

他被撤销师长职务，降任纵队副参谋长，从此退出一线作战序列。

建国后，他被调往新疆，任生产建设兵团管理处副处长，彻底脱离野战部队。1952年评级时，他仅为正师级，而同期战友多为副军级以上。到1955年授衔，正师级的基准衔即为大校，因此他只能接受这一军衔。

张德发本是将星苗子，却因一次违纪而越走越远，这是典型的“纪律型”翻车。

陈刚与张德发的“低授”，并非偶然，而是我军评衔体系的缩影。这说明，想成将军，既要“干得好”，还得“不出事”。

多年后，当人们回望1955年那场盛大的授衔仪式，往往惊叹于将星之璀璨，却容易忽略那些被“遗忘”的大校。

今天，当我们再问“为何独剩他俩是大校”，答案早已写在历史深处：不是他们不优秀，而是规则太严格；不是命运太残酷，而是将军太珍贵。

在将星闪耀的背后，每一颗被“遗漏”的星星，都是制度与人性交织的注脚。陈刚与张德发，用他们的“低授”，为后人留下了一面镜子——照见荣誉的崇高，也照见历史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