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正史也好，野史也罢，只要是人写的，与客观史实相比，必然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

在这一点上，正史与野史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谓正史，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体例和权威。

司马迁的《史记》是正史之首，他独创的纪传体编篡体例，为此后所有的官修正史所继承。

这种体例惯性甚至散射到其它领域，比如许多诗选、词选的编录，也是将帝王的作品放在最前面。

正史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必须由官方编写，任何私人都不能增减哪怕一个字，这便是其权威性。

通俗点说，正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它有严格的体例，叙事宏大，脉络清晰，具有官方背书的权威性。

但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客观记录。

就拿《史记》来说，除了是史书，还通常被看作是一部文学作品。

鲁迅就说它不仅是“史家之绝唱”，还是“无韵之离骚”。

后世有许多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于司马迁刻画人物之精巧，细节描写之奇妙。

我们在读《史记》时，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陈述某些几百年前的历史细节时，有如身临其境，显然充分发挥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比如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烽火戏诸侯”，已被证明并非史实，只是一个传说，这在史界几成公论。

还有位列“前四史”的《三国志》，被公认为“良史”。《三国志》成书于西晋，西晋承自曹魏，陈寿在书中对曹操父子的记截就多有回护。

李世民杀兄逼父，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从儒家伦理来看，这是很大的污点。

他作贼心虚，多次要求查看《起居注》和《实录》，为保证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历朝都谨守史官独立客观记录、皇帝不得观览的传统，秦始皇都没提出过这种要求。

由于这一不当干涉，最终成书的《太宗实录》，必然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精心修饰，使得这一段历史，直到现在还迷雾重重。

再来说说野史。

所谓野史，其主要特征是视角广阔，书写自由。

中国史学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视野集中于上层，对于下层民众及其生活往往忽略不计。

而私人笔记、杂录、文集等野史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对真实的社会描写非常细致。

这种私人记叙不仅不受正史体例的约束，并且动机单纯，不像官方修史怀有各种目的和任务，反而保证了写作的自由，从而在某些方面更具有史料价值。

明末清初有个人叫王秀楚，亲身经历了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的屠杀，写成《扬州十日记》。

正是这本“野史”，复原了那段血淋淋的史实。

这本书在有清一代都被列为“禁书”，更不要说进入正史了。

因此，我们不要将正史与野史对立起来，它们之间其实是互为补充的。

我们应当将正史与野史以及考古发现、档案等，相互印证、理性分析使用。

如果说正史提供了宏大的历史框架和脉络，野史则填充了其血肉和细节，提供了来自民间的、多元的视角和历史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