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的武将群像中，夏侯尚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板”——他是夏侯惇之侄，随曹洪支援汉中时被黄忠生擒，交换俘虏时中箭重伤；后来守襄阳、攻上庸、伐东吴，却屡屡败北，活脱脱一副“常败将军”的模样。然而，当我们翻开《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会发现历史上的夏侯尚完全是另一番形象：他智勇双全，袭取上庸、大败诸葛瑾，为曹魏稳固南方立下汗马功劳；他还是个深情至深的“情痴”，因爱妾被杀而悲伤成疾，最终郁郁而终。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夏侯尚，显然是为了衬托蜀汉名将的英勇。他的出场，始于汉中之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出兵汉中，夏侯尚随曹洪率军支援张郃。面对蜀将黄忠，夏侯尚与韩浩联手出战，却被黄忠“一战而败”，狼狈逃窜。后来他改投定军山夏侯渊麾下，在与蜀军的交战中，又被黄忠设计生擒。为了换回夏侯尚，夏侯渊不得不释放此前俘虏的蜀将陈式，而在交换过程中，夏侯尚还被黄忠一箭射中后背，身受重伤。

这次重伤似乎成了夏侯尚“败绩”的开端。此后，他随徐晃解樊城之围，镇守襄阳，又参与攻取上庸，却始终没有亮眼表现。最惨的是在三路伐吴时，他随徐晃率军南下，被吴将陆逊、诸葛瑾设伏，“杀得大败而回”，几乎全军覆没。在《三国演义》中，夏侯尚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送人头”“衬托主角”——黄忠因擒他而显勇猛，陆逊因败他而显智谋，他自己则沦为了不折不扣的“工具人”。

这种人物塑造，符合《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叙事倾向。为了突出蜀汉阵营的正义与英勇，曹魏阵营的许多武将都被刻意弱化或丑化，夏侯尚就是其中之一。但历史的真相，远非演义这般简单。

《三国志·夏侯尚传》记载，夏侯尚字伯仁，是夏侯渊的从子（并非演义中的夏侯惇之侄），自幼聪慧，深得曹操赏识。他的军事生涯，始于建安九年（204年）——这一年，曹操平定冀州，任命夏侯尚为军司马，让他率领骑兵跟随征伐。在平定北方的战役中，夏侯尚屡立战功，逐渐从一个年轻将领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夏侯尚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持节护送曹操灵柩回到邺城。这一任命，足见曹操集团对他的信任。同年，曹丕称帝，夏侯尚被封为平陵乡侯，升任征南将军，兼任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成为曹魏南方战线的最高指挥官之一。

夏侯尚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献策袭取上庸。当时，刘备的部将孟达驻守上庸，此地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蜀汉方面认为曹魏不会轻易来犯。夏侯尚却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个“可乘之机”，他向曹丕上奏：“刘备部分军队驻守上庸，因其险远，必无备防。若潜师密发，出其不意，可一举破之。”曹丕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夏侯尚与徐晃率军偷袭上庸。

战役的过程正如夏侯尚所料——蜀军毫无防备，夏侯尚与徐晃率军迅速突破防线，孟达被迫投降，刘封（刘备养子）兵败逃走。夏侯尚一举平定三郡九县，因功升任征南大将军。这一战，不仅扩大了曹魏的疆域，更切断了蜀汉与荆州的联系，战略意义重大，充分展现了夏侯尚的军事谋略。

黄初三年（222年），夏侯尚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另一高光时刻——大败诸葛瑾。这一年，魏文帝曹丕来到宛城，派夏侯尚与曹真共同围攻东吴的江陵城。孙权派诸葛瑾率军救援，诸葛瑾采取“分兵据守”的策略：自己带兵渡河占据江中小洲，将水军分散在附近江面上，形成“水陆联动”的防御体系。

面对诸葛瑾的部署，夏侯尚想出了一条奇计。他连夜调集许多小船，装载一万多步、骑兵，从下游悄悄渡河，绕到诸葛瑾的后方，先攻打江中小洲上的吴军，再放火焚烧他们的船只。与此同时，曹魏的陆军和水军从正面发起进攻，形成“水陆夹攻”之势。诸葛瑾的军队猝不及防，瞬间溃败，损失惨重。《三国志》记载此战“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夏侯尚凭借出色的战术指挥，再次为曹魏立下大功。

尽管后来因江陵城久攻不下且瘟疫蔓延，曹丕诏令夏侯尚回师，但他在荆州的经营仍颇有成效。当时的荆州“地荒民散，与蛮夷接壤”，夏侯尚攻占上庸后，以此为通道向西推进七百余里，吸引了大量山民和少数民族归附，“五六年间，降附者数千户”，为曹魏稳固了南方边疆。

如果说军事上的成就让夏侯尚成为“名将”，那么他的“情痴”特质，则让这个历史人物更加立体鲜活。夏侯尚年轻时，与曹丕关系密切，曹丕对他的才智十分赏识，两人不仅是君臣，更有着深厚的私人情谊。然而，这份情谊，却因一个女人而变得复杂。

夏侯尚宠爱一个爱妾，其宠爱程度甚至超过了正妻。而他的正妻，是曹氏宗室之女（曹丕的族人）。这件事传到曹丕耳中后，曹丕十分不满——在他看来，夏侯尚宠爱妾室超过宗室之女，不仅是“宠妾灭妻”的家事，更是对曹氏宗族的不敬。于是，曹丕派人绞杀了夏侯尚的爱妾。

爱妾的死，对夏侯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悲痛欲绝，整日精神恍惚，甚至生病卧床。即便在埋葬了爱妾后，他仍无法抑制思念之情，常常瞒着众人，独自前往墓地探望。曹丕听说这件事后，愤怒地说：“杜袭看不起夏侯尚，果然是有道理的！”（杜袭是曹魏大臣，曾因夏侯尚“行为不端”而轻视他）

尽管愤怒，曹丕仍念及夏侯尚是“旧臣”，且功勋卓著，没有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惩罚，反而继续保持着对他的恩宠。但夏侯尚的心，早已随着爱妾的死而死去。他的病情日益加重，最终在黄初六年（225年）积郁成疾，病逝于洛阳，年仅四十多岁。

夏侯尚的“情痴”，在封建时代的王侯将相之中极为罕见。他身为手握重兵的大将军，却为了一个爱妾不惜与皇帝产生冲突，甚至放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深情，打破了我们对古代武将“铁血无情”的刻板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真实人物。

夏侯尚与曹丕的关系，是理解他人生悲剧的关键。两人早年相识，曹丕对夏侯尚的才智十分欣赏，夏侯尚也对曹丕忠心耿耿。曹丕称帝后，对夏侯尚委以重任，让他都督南方诸军事，可见对他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并非毫无保留——曹丕作为皇帝，既需要夏侯尚这样的人才为自己卖命，又要维护曹氏宗族的权威和统治秩序。

绞杀夏侯尚爱妾的行为，正是曹丕“维护统治秩序”的体现。在他看来，夏侯尚的“宠妾灭妻”已经挑战了“宗法制度”和“宗室尊严”，必须加以制止。但他没有想到，夏侯尚会如此“情根深种”，甚至因此抑郁而终。夏侯尚死后，曹丕十分悲痛，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昌陵乡侯，谥号“悼侯”，并让他的儿子夏侯玄继承爵位。这份“死后哀荣”，既是对夏侯尚功勋的肯定，也暗含着曹丕对他的愧疚之情。

从夏侯尚与曹丕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君臣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有“知遇之恩”的温情，也有“君为臣纲”的冷酷；既有“君臣相得”的默契，也有“权力冲突”的无奈。这种复杂性，让历史人物更加真实，也让我们对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