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女人故意用英语和辜鸿铭交谈，辜鸿铭没理睬，美国女人冷笑起来：“他连英语都听不懂，怎么配来这高雅的地方！”可当辜鸿铭演讲后，只对那美国女人说了一句话，就让她无地自容。 1913年上海外滩的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钻进汇丰银行宴会厅的雕花窗棂。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无声的角力——穿西装的洋商晃着香槟杯，留洋学子用拉丁语低声寒暄，而角落里，一袭藏青长袍马褂的身影格外扎眼，手里那根象牙手杖在地毯上轻叩，像在数着空气中的傲慢。 那美国女人是纽约报社的记者，跟着领事来的。她盯着辜鸿铭袖口磨出的包浆，还有瓜皮帽下露出的发辫，心里的轻视像气泡一样冒出来。特意用最纯正的纽约英语问他要不要香槟，尾音扬得老高，像是在逗弄不懂事的孩子。 辜鸿铭只是抬眼扫了她一下，眼神淡得像没起风的湖面。然后转过身，继续和身边的英国教授说话，说的竟是柏拉图《理想国》里的洞穴寓言，德语发音带着莱比锡大学的严谨，英语词汇量让她这个报社记者都暗自咋舌。 后来她才从领事口中零星听到，这人叫辜鸿铭，生在南洋，十岁就被送去欧洲，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肚子里装着十几种语言，连西方学者都要找他讨教莎士比亚的隐喻。 主办方请他演讲时，她还在和人打赌他会不会怯场。结果他走上台，长袍下摆扫过台阶，没有鞠躬，直接开口——标准的BBC腔，比她听过的任何播音员都流利。“西方文化是利刃，中国文化是磨刀石，”他说，“没有磨刀石，利刃迟早会钝；只守着磨刀石，也切不开柴薪。” 演讲结束时掌声雷动，他却径直走到她面前。“女士，”他的英语清晰得像冰块撞击玻璃杯，“你刚才说听不懂英语就不配来这里——可你听懂了我的演讲，却没听懂里面的尊重。高雅从不是西装革履的专利，是心里能容下不同的声音。” 宴会厅的水晶灯晃得人眼晕，美国女人却觉得浑身发冷。手里的香槟杯在微微颤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最后只能狼狈地转身，匆匆消失在旋转门外。 那时的中国，正被“全盘西化”的声音淹没。留学生剪了辫子穿西装，文人喊着“打倒孔家店”，好像只有把自己变成“西方人”才算进步。可辜鸿铭偏不，他留着辫子，穿着长袍，用西方人的语言告诉他们：你们追捧的“文明”，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过“和而不同”。 连刚才和他讨论柏拉图的英国教授都点头，说：“他让我想起牛津的老学者，固执，却有骨头。”偏见在实力面前，从来站不住脚。 如今再看外滩的夜景，高楼比当年的汇丰银行高得多，可那根象牙手杖轻叩地面的声音，好像还在提醒我们：文化的高低，从来不靠别人定义；真正的自信，是穿着自己的衣服，也能站直了和世界对话。 你看，百年前那个穿长袍的中国人早就证明了——语言和衣着从来不是高雅的标尺，尊重与自信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