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被老蒋下令“永不录用”的徐恩曾在黄埔江边闲逛，看到打捞的船只，突然福至心灵：既然当不了中统icon的特务头子，那就当一个商人吧。 1946年的上海，刚从战火的硝烟中缓过一丝气息，黄埔江边却依旧喧嚣又杂乱。江水浑浊，卷着战后的碎木与浮渣，几艘破旧的打捞船泊在岸边，船工们光着膀子，吆喝着号子，正费力地从江底拖拽着战时沉没的木箱与船板，汗水顺着黝黑的脊梁往下淌，混着江边的尘土，溅起细碎的泥点。徐恩曾就站在江边的石阶上，一身半旧的长衫，领口沾着些许灰尘，头发也有些凌乱，早已没了当年中统特务头子的风光与凌厉，眼底藏着失意与茫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甘。 没人能想到，眼前这个踟蹰在江边的落魄男人，曾是手握生杀大权、权倾一时的中统巨头。徐恩曾出身浙江吴兴的官宦世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投身国民党特务系统，凭借着精明狡诈与狠辣手段，一步步坐上中统副局长的位置（实际掌控中统大权），一手搭建起中统的情报网络，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与民主人士，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爪牙”，也曾是老蒋面前的“红人”。 他的跌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一系列失误与内部倾轧。早在1931年，中统重要特务顾顺章叛变，泄露了大量中共地下党情报，导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无数党员牺牲。虽然顾顺章叛变的直接责任不在徐恩曾，但他作为中统负责人，因疏于防范、处置失当，被老蒋严厉斥责，埋下了失宠的隐患。此后多年，徐恩曾在中统内部培植亲信，结党营私，与军统的戴笠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甚至暗中涉足经济领域，敛财受贿，渐渐引起老蒋的不满——老蒋需要的是绝对听话、能为其独裁统治卖命的特务头子，而非尾大不掉、私念过重的“权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洗牌，徐恩曾的对手趁机发难，揭发他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暗中勾结地方势力等罪状。老蒋本就对他早已不满，见状便顺水推舟，下令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且严令“永不录用”。这一道命令，彻底断了徐恩曾的仕途，将他从权力的顶峰，狠狠拽回了尘埃里。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亲信、下属，瞬间作鸟兽散，昔日门庭若市的府邸，变得门可罗雀；曾经前呼后拥、人人敬畏的“徐局长”，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落魄闲人。 那段日子，徐恩曾整日闭门不出，要么对着昔日的官印、文件发呆，要么独自饮酒解愁，内心的落差与不甘，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不甘心就此沉寂，不甘心失去曾经的权势与体面，可老蒋的命令如同铁律，他无力反抗，也无处申诉。直到几日后，他实在憋闷难耐，才独自走出家门，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黄埔江边。 看着江面上忙碌的打捞船，听着船工们粗犷的号子，徐恩曾原本混沌的脑子，渐渐清醒了几分。他目光落在船工们拖拽上来的木箱上，那些木箱虽已腐朽，却隐约能看出里面曾装着物资、货物——战时，大量商船、货船在黄埔江沉没，里面不乏粮食、布匹、五金等紧缺、布匹、五金等紧缺物资，战后，打捞这些沉没物资，再转手倒卖，无疑是一笔暴利。 那一刻，他突然福至心灵，眼底闪过一丝光亮，长久以来的失意与茫然，瞬间被一种新的念头取代：既然仕途已断，当不了中统的特务头子，无法再靠着权力敛财、彰显体面，那不如转身做个商人，靠着自己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人脉，在商界闯出一条路来。他在中统任职多年，黑白两道都有熟人，上至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商界大亨，下至码头把头、帮派头目，他都能搭上关系；更何况，他深谙投机取巧、钻营算计的门道，这些手段，在尔虞我诈的商界，或许比在波谲云诡的权力场，更能派上用场。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压不住。徐恩曾站在江边，看着滔滔江水，嘴角渐渐勾起一抹久违的笑意——那不是权力在手的傲慢，而是绝境中找到出路的算计与庆幸。他不再纠结于被“永不录用”的屈辱，也不再惋惜失去的权势，转而盘算着如何利用眼前的机会，东山再起，夺回曾经的体面与财富。 没过多久，徐恩曾便动用自己仅剩的积蓄与人脉，联合几个昔日的亲信与商界投机者，成立了一家打捞公司，专门打捞黄埔江及长江下游战时沉没的物资。他利用自己曾经的关系，打通了码头、海关、地方官府的关节，避开了诸多苛捐杂税，甚至暗中勾结帮派势力，垄断了部分区域的打捞生意。起初，公司确实赚了不少钱，打捞上来的粮食、布匹、五金等物资，一经转手，便能获得高额利润，徐恩曾也渐渐摆脱了落魄的处境，重新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一度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 可他终究是特务出身，骨子里的投机取巧与狠辣，让他在商界也依旧我行我素。他为了垄断打捞生意，不惜动用卑劣手段，打压竞争对手，甚至暗中派人破坏其他打捞公司的船只、抢夺打捞物资；他在生意中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欺骗合作伙伴与商贩，渐渐失去了信誉。加之战后上海的经济形势动荡不安，物价飞涨，市场混乱，再加上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