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请求让她将阳台的衣服给收下来，以免回头下雨淋湿，敌人略加思索后点头，随后，她从阳台取下一件旗袍，殊不知那是她的情报信号。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初春，台湾台北一间普通的师范学院宿舍外，几个陌生的身影在夜色中徘徊多日，这天一早，他们破门而入，直奔一间角落里的屋子，屋内住着的是学院的助教萧明华，她此刻正坐在书桌前批改讲义。 见到来人，她并未惊慌失措，而是平静起身，在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时，向对方提出了一个请求，说她想将阳台晾晒的几件衣服收起来，免得日后雨水打湿。 敌人短暂沉思后默认，她便走向阳台，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旗袍，用纸包好，收进行李，整个过程平稳自然，没有多余动作。 她被押离的几个小时后，一则简单的信号出现在台南的某间教员办公室的窗台上，一名中年男子迅速锁上柜子，起身离开，再无回头，与此同时，高雄、嘉义几处联络点相继沉寂，数位联络人彻夜未归。 三日后，一艘驶往香港的小船提前出发，一名戴墨镜的女乘客坐在角落，衣袋内藏有卷缩的几页影印件，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件不再挂在阳台上的旗袍。 萧明华出身浙江嘉兴，家中经营小型工厂，虽不富裕，却重视教育，童年时期，她常在父亲的作坊间帮忙，耳濡目染间熟悉了账目、流程与工人生活。 抗战爆发后，家中迁往重庆，战乱中的重庆是个庇护之地，也是思想激荡的所在，她考入本地师范学院，阅读进步书籍，旁听公开讲座，结识了几位颇具觉悟的师长。 正是在那里，她重新遇到从前在嘉兴认识的一位心理学讲师朱芳春，此人当时已是地下党员，多年深耕组织联络工作。 经过长期观察与接触，组织吸收了她为交通员，萧明华担任的主要任务是情报交接、路线核查及文书复制，虽然身份隐秘，但所承担的责任巨大。 1948年，她接到调令，赴台湾参与一项新设情报线的建设工作，身份是台湾省师范学院聘任的国文助教，她随身携带的物品除了教材，还有数套印章、笔迹仿写模板以及一个用来隐藏胶卷的空心文具盒。 抵台后，她在青田街租下一间公寓，与朱芳春伪装成夫妻，彼此互不干扰地完成各自任务。 她所负责的是信息接力的中段，她从外埠联络人手中接过资料后，经伪装包装，或藏入布匹底料，或缝进书籍封皮，再由台中转站运往金门、厦门，最终送达福州。 她极少写情报内容，几乎全靠记忆，一次，有批地图需尽快送达北方指挥部，她在极短时间内记下全部坐标、地形标注与关键路径，回程在船上用米汤溶液写在织物内衬，晒干后毫无痕迹，正是这份资料，在半年后海南岛战役中起到参照作用。 她每天白天讲授古文与修辞，晚上用打字机誊写情报，她小心计算每一封信的分量，每一个邮寄标记的位置，宿舍的阳台上，常年挂着两件旗袍，颜色不一，是她与线人约定好的信号标志。 晾晒与否、颜色深浅、顺序排列，代表不同信息，1950年春节刚过，她连续几日观察到宿舍附近多出几位陌生人，神情举止异常，街角的香烟摊突然换了人，楼下的流浪狗消失不见，这些细节促使她判断暴露可能已成定局。 她没有选择撤离，按照预案，她将所有文件烧毁，只留下那件最早制作的藏密旗袍，旗袍是藏青色，内衬夹有米汤字迹的细帛，以及一份换防记录的微缩胶卷。 这些被缝入后领下方，在光线下用特定角度才能读取，当她意识到被捕无法避免时，便设法将这件旗袍作为最后信号交出。 被捕之后，她被押往台北保安处看守所，审讯持续了两百余日，白天是电击、吊打、冷水灌注，夜晚则是剥夺睡眠与精神逼供，她始终保持沉默，仅称自己是教师，不知其余。 狱中她曾利用送饭间隙，将写有“风转西南”的纸屑塞进门缝，引导外部判断风向是否安全，她面容日渐憔悴，背脊伤痕累累，仍坚持整理头发、缝补衣物，不肯示弱。 1950年11月8日，她被押赴刑场，临行前，她叠好衣物，将一块纸包塞入衣领夹层中，那是数日前狱友赠她的生日礼物残片，也是她希望落叶归根的信物。 执行前，她试图挣脱宪兵的压制，奔向沙丘之巅，朝着大陆方向举目望去，眼神坚定，三声枪响后，她倒下，手指仍紧攥那件早已褪色的旗袍内衬。 多年以后，这件旗袍被一位归国老战士从台湾带回北京，密藏于档案室一隅，连同那份曾藏在后领下的帛书一起保存至今。 萧明华的名字未曾大书特书，但她用行动保全了一整条情报线，为后来的战役赢得了时间，她收起的那件旗袍，不只是一件衣服，更是一次最后的告别，也是一个年代留给后来人的信号。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新华网——红色女谍骨灰由台送回大陆 墓碑只刻仨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