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鞅、李斯为代表的这帮“蒙古大夫”，下方子只看疗效，不管病人的身体是不是抗得住。没办法，大夫们穷怕了。

鲁迅曾说过一句话：“钱放在自己手里才是最令人放心的。”

这是经历过多少与钱相关的各种不堪，才会有的痛悟。

中国的士人，自古就有一种悲情感和使命感。

这两者相辅相成，他们将维护道统作为自己的使命，从“道”而不从“势”。

但儒学只是一种高度道德化的社会哲学，可以“自律”而无力“治实”。

这就使得士要践行自己的使命，往往又不得不与“势”合作。

在合作过程中，当道与势发生冲突时，两千年来，总是贯穿着无尽的挣扎与悲情。

悲情的底层逻辑，无非是一个“穷”字。

春秋后期，伴随着封建分封制的解体，社会阶层流动剧烈，随着贵族阶层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使得承上启下的士阶层急剧扩大，士人数目大增。

到了战国时期，士没有不游的，几乎都是“游士”。

也不是他们愿意游，是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甚至没有谋生的技能。

士虽说是四民之首，谋生技能却是最弱的，农民伯伯会种地，手工艺者有手艺傍身，商人会做生意。

只有士，除了满腹经纶，就是一张嘴巴。

张仪在楚国被人打了一顿，面对老婆的嘲笑，他淡定地让老婆看看他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说还在。

他说“足矣”。

翻看《史记》《战国策》等史籍，游士们关于“穷”的记忆，随处可见。

前面说的张仪，就是因为穷被人怀疑偷东西才被打的。

苏秦混得不好回到家里，老婆不下织机，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

李斯说自己“久居卑贱之位，困苦之地”，范睢“家贫无以自资”，虞卿和冯驩出去游说时，连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穿草鞋，背着斗笠。

他们忍受着肚皮的饥饿，遭受着亲人的白眼，无数次枯坐陋室，夜深难眠。

他们为自己从道统的维护者，渐变为名利的追逐者，也曾无数次痛苦万分，悲情难抑。

但是很快，对“穷”的恐惧淹没了这一切。

他们抛弃幻想，擦干眼泪，打开房门，摸着满头的包（因为到处碰壁），像猎人一样，四处去猎取富贵。

李斯的老师荀子率先打破“儒家不入秦”的传统，去秦国考察。

儒家开始明目张胆地向“势”暗送秋波。

当我们放弃了理想和坚持，剩下的，就不过是工具化的存在。

结果是，秦的强大和解体，来得快，去得也快。

用药太猛了。

以商鞅、李斯为代表的这帮“蒙古大夫”，下方子只看疗效，不管病人的身体是不是抗得住。

没办法，大夫们穷怕了。

从此，“穷”就成了士人的命门。

不穷则无欲，无欲则刚，刚便不好拿捏。

此后，围着这个命门的纠结和算计，几乎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