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盯着账本发愁——平型关大捷缴获的物资只够吃三个月，而日军正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国民党又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怎么养活越来越多的部队？这个问题比打仗还让人头疼。 平型关那一仗打得痛快，115师歼灭日军一千多，缴获步枪一千多支、机枪几十挺、大车几百辆，罐头、面粉、大衣堆成了山。可仗一打完就得算细账：八路军三个师加起来才三万人，两个月不到就膨胀到十多万，伤员、地方干部、游击队全得吃饭。缴获的那点东西，摊到每个人头上，连三个月都撑不到。 更要命的是，日军从1938年初开始在华北搞“三光”，村子烧光、粮食抢光、人畜杀光，晋察冀、晋绥、山东根据地连片被扫荡。国民党那边也不闲着，阎锡山、卫立煌部把封锁沟、碉堡修了一道又一道，盐进不来、布进不来、药进不来，连火柴都成了奢侈品。 这时候再指望上面拨款？根本没戏。陕甘宁边区政府1940年财政收入才700多万元法币，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后，连这点钱都快断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那几年最发愁的不是打仗，是吃饭。 办法只能自己想。 先从老百姓碗里省。1937年底到1938年，各根据地陆续推行减租减息，地租普遍降到收成的37.5%以下，高利贷利息砍到一分五以下。山东莒南一个普通佃农一年能省下三四石粮食，晋察冀有的村子直接把多收的租子退回农民。开明绅士刘少白一次就捐了300石小米，很多中小地主也跟着捐粮捐布，总比日本人来了全家完蛋强。 省下来的还不够，部队就得自己种。1941年3月，359旅七千人开进南泥湾，三年硬是把荒山变成粮仓，最多一年上交公粮100万斤。陕甘宁边区到1944年开荒260万亩，粮食自给率达到100%。太行山、晋绥、山东也一样，部队一边打仗一边种地，八路军真正成了“战斗队、生产队”两不误。 武器弹药更得自己造。太行山兵工厂把日军炸断的铁轨拖回来回炉，1944年一年造出1.1万支步枪、30万颗手榴弹。没有镗床，就用麻绳手工刮枪膛，一天磨出血泡也得干。被服厂、鞋厂、制药厂全上了，延安生产的“光华牌”奎宁救了无数打摆子的战士。 封锁线也不是铁板一块。边区贸易局把钨砂、桐油、猪鬃偷偷运出去，换回银元、药品、机床。1938—1941年，光钨砂一项就换了600多万银元。海外华侨更是硬核，八年抗战捐款折合13亿国币，陈嘉庚一个人就捐了几个亿。 到1945年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已经127万人，解放区近1亿人口，粮食、武器、被服全能自己解决。淮海战役60万大军吃的、用的，背后是543万民工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东北农民人均交150斤公粮没人躲，地主都抢着多交。 这事说穿了就一句话：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就把命交给谁。八路军当年那点破枪破炮，能从三万人干到百万雄师，靠的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亿万人心里那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