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邱行湘已经54岁了，原74军军长邱维达见他还是单身，就说：“有个30多岁的女工，人不错，会做红烧肉，要不试着相处看看？” 一个曾经在洛阳城头指挥过数万大军的中将，如今要和带着两个孩子的纺织女工相亲，这反差放在哪个年代都让人唏嘘。 邱行湘当时刚从功德林出来两年，兜里揣着特赦证，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 南京城的梧桐树影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棉毛纺织厂门口时，手心里全是汗。 本来想推辞这门亲事，毕竟自己的身份摆在那儿，国民党战犯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街坊邻居的眼神还是像针一样扎人。 但邱维达拍着胸脯说对方不在意，“人家张玉珍就图个老实本分，你那些过去的事，她听都没听过。” 这话让邱行湘心里动了动，他这辈子见惯了官场的虚与委蛇，突然冒出个“不在意过去”的人，倒成了意外的诱惑。 第一次见面约在工人文化宫的长椅上，张玉珍穿着蓝色工装，袖口还沾着棉絮，说话带着南京话特有的软糯。 她没问洛阳战役的细节，也没提蒋介石的名字，只是掰着手指头算家里的粮票怎么分配。 邱行湘后来跟人说，那一刻他突然觉得，比起作战地图上的等高线，粮本上的数字好像更让人踏实。 1962年春节前，两人在派出所领了证。 婚房是厂里分的单间，水泥地扫得锃亮，唯一的新家具是邱行湘亲手打的木书架。 婚礼那天张玉珍炖了锅红烧肉，肉皮炖得颤巍巍的，肥油都浸到了汤汁里。 邱行湘夹起一块放进嘴里，突然想起当年在南京总统府赴宴，宋美龄的厨子做的红烧肉也没这么香。 婚后的日子像台老旧的座钟，滴答声里藏着烟火气。 邱行湘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生煤炉，烟呛得他直咳嗽，张玉珍就在旁边笑，说你这将军的手哪能干这个。 他不说话，默默把炉渣倒到楼下的灰堆里，回来时手里攥着两根油条。 后来街坊邻居都说，从没见过这么顾家的男人，买菜要问价格，打酱油都自带瓶子。 1965年夏天，张玉珍生下儿子邱小湘，58岁的邱行湘抱着皱巴巴的婴儿，突然掉了眼泪。 他这辈子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却在换尿布时手忙脚乱。 那段时间他总往废品站跑，捡回别人不要的木板，打磨成小床小椅子，木料堆在楼道里，邻居抱怨了好几次，他就挨家送自己腌的萝卜干赔罪。 特殊时期开始后，红卫兵闯进家翻箱倒柜，要找“反动证据”。 邱行湘站在门口没动，倒是张玉珍拦在前头，把三个孩子护在身后，“他现在就是个工人家属，要抄家先从我身上踏过去。” 那天晚上，邱行湘第一次跟她讲起洛阳战役，讲起城破时想开枪自杀，最后却被解放军战士救下的事。 张玉珍听完叹了口气，往他碗里又夹了块土豆。 1979年政协委员的聘书寄到家里时，邱行湘正在修自行车。 邮递员喊他名字，他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后来去开会，他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发言时说的最多的是“感谢政府”。 有人问他对过去怎么看，他就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菜价，“现在五花肉八毛五一斤，比啥都实在。” 晚年的邱行湘迷上了书法，每天早上都要写两张“平淡是真”。 小孙子趴在桌上看，问他当年当将军是不是很威风，他就指着墙上的全家福说，你奶奶做的红烧肉，比当将军威风多了。 1996年他去世时，床头柜里还放着个铁皮盒，里面不是军功章，是张玉珍年轻时的工作证，还有一沓泛黄的粮票。 如今南京棉毛纺织厂早已拆迁，旧址上建起了商品房。 但老工人们还记得，以前有个总穿中山装的老头，每天下午四点半准时等在厂门口，手里拎着个保温桶。 桶里是给上中班的张玉珍带的热汤，三十年没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