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0多岁时，侍妾服侍他沐浴，他一时兴起，便宠幸了侍妾。 这件事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掀起不小波澜，有人说这老头儿越活越糊涂，也有人觉得人之常情没必要上纲上线。 要我说啊，想了解这事儿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姚燧这个人说起。 他可不是普通的文人，在元代文学史上，他的名字能和赵孟頫这样的大家摆在一起，尤其写碑志文更是一绝，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夸他写得跟史书似的有分量。 三岁没了爹，全靠伯父姚枢拉扯大，这位伯父可是忽必烈手下的重臣，直接把他送到理学大师许衡的太极书院念书。 二十岁那年，他写了篇《上宰相书》，里面说的“行汉法、重农桑”把忽必烈都打动了，当场夸他有古人风骨。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正经儒生，后来会跟教坊司的歌伎扯上关系。 元代的教坊司可不是简单的音乐机构，里面藏着不少官宦人家的女儿。 那会儿有种叫斡脱钱的高利贷，年利率能翻一倍，谁家要是还不上，女儿就得被没入教坊司。 姚燧碰到的那个歌伎就是这么个情况，本来是书香门第的小姐，硬生生成了供人取乐的乐户。 按说这种事儿在当时不算新鲜，可姚燧偏偏要管，不仅赎了人，还认作义女嫁给自己的门生。 这举动在当时挺冒险的。 宋代就有规矩，乐户不能跟良民通婚，元代虽然稍微松点，但士大夫家里扯上这层关系，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 赵孟頫说他有侠气，可王恽在《秋涧集》里骂他坏了礼教纲常。 最有意思的是，这歌伎后来还真把儿子教成了进士，算是给姚燧争了口气。 如此看来，姚燧这人做事确实不按常理出牌。 七十多岁闹出宠幸侍妾的风波时，有人翻出他当年救歌伎的旧事，说他骨子里就不守规矩。 那件事的关键证据，是侍妾贴身肚兜上绣的诗，“八十年来遇此春”这句子，后来被明代的冯梦龙写进了话本里，愣是编成了因果报应的故事。 不过据《牧庵集》里的年谱记载，姚燧其实只活了七十七岁，这“八十”明显是夸张了。 现在去故宫博物院，还能看到一件元代的素纱绣牡丹肚兜，跟文献里说的“茜色罗肚兜”材质差不多。 专家说这种贴身衣物上题诗，在元代其实不算罕见，算是当时一种私密的情感表达。 可放到姚燧身上，就成了文人集团攻击他的把柄，毕竟一个主张“父母在不远游”的儒臣，自己却闹出这种桃色新闻，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这件事最让人琢磨的，是它背后藏着的元代社会矛盾。 一方面儒家伦理还在讲三纲五常，另一方面异族统治下的社会规则早就变了样。 姚燧帮忽必烈搞礼制改革时，把“父母在不远游”写进典章，转头自己就为歌伎破了规矩。 他主修《世祖实录》坚持直书其事，可自己的私生活却成了别人嘴里的闲话。 这种矛盾，怕是每个在元代做官的汉族文人都深有体会。 毫无疑问，姚燧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私生活问题。 他们想守住儒家的底线，又不得不适应蒙古统治下的新规则，这种撕裂感在姚燧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要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真不容易。 你说他守礼吧，他偏要挑战当时的规矩；你说他放浪吧，他又实实在在做了不少好事。 或许这就是真实的人性，没必要用非黑即白的标准去衡量。 就像他写的散曲里说的，“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既有儒家士大夫的担当，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气。 如此看来，七十多岁那场风波，不过是这个复杂人物晚年的一段小插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