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留周总理故居，淮安同周总理三次斗智斗勇：周总理要拆，淮安说你家亲戚还住着不能拆；亲戚去世后，周总理又要拆，淮安说给困难户住了还是不能拆；周总理说那不能修，淮安说那房子现在是集体财产你决定不了 最后，总算保住了周总理故居，现在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把周总理的故事代代相传。 青砖灰瓦，两座东西相连的木结构小宅。 一八九八年，周恩来在这里出生，之后十二年，他都待在这里。 五岁，在东宅书房启蒙认字；十岁左右，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先后去世，家里一下子冷下去。他和弟弟投奔八叔，在附近种瓜种菜、挑担卖钱，一九一〇年跟着伯父离开淮安，再没有住回来，只把那口井、那块菜畦揣在心里。 小院不大，家风不轻。 生母真诚厚道，见不得别人为难；嗣母有才学，却安安静静躲在背后；乳母蒋江氏会过日子，带着他在院里算账、择菜、晒籽，嘴里念叨“省下一点是一点”。 宽与严、热心与节俭，就这么缠在一块，最后落成周家的十条家规。 那句“不得谋私利，不得搞特殊化”，后来挂上墙，被许多人当成高调，其实先写在院子里，再写在他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家里人也一样“铁面无私”。 侄女周秉德回忆，周家子侄的粮票、布票和普通职工一个标准，连总理本人定量都没多分。出国访问，他带着一只老箱子，外人以为装着机密文件，打开是打补丁的睡衣和毛巾。 别人往上贴光环，他反手把光环推开，守的是小时候那句“日子要按规矩过”。 一九六〇年，淮安同志进京汇报，顺嘴提到老宅。 周恩来立刻追问驸马巷门牌、院里那口井、乳母浇菜的情景，说到童年，整个人都松了一些。 等听说“保留故居、组织参观”，脸色一下沉下去，当场严厉批评，说这不是好风气。接着连着提三条：要劝阻群众参观，不准动员住户搬家，不准维修。 三句话，把他对“故居”这件事的态度钉死。 他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候近乎苛刻。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凌晨，三零五医院为病情危重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只能缓解痛苦；七日深夜，他短暂清醒，认出身边的吴阶平，费力说出那句后来传遍全国的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一月八日，腊月初八，外头冻得滴水成冰，他的脉搏在这一天停下。 十五日，一架农用飞机从北京起飞，经天津，沿渤海湾飞到黄河入海口，把他的骨灰撒进祖国土地，他早就交代“灰入大地，可以施肥”，给自己留不留墓碑，在他那儿根本不是个问题。 后来人为了好记，用“六无”概括他的一生：生而无后，把心思放在革命和烈士遗孤身上；官而不显，身为总理，穿补丁衣服、用旧箱子；党而不私，风浪来时宁愿自己在会上揽责检讨，也要护住团结；劳而无怨，从武装起义、长征、三大战役到国统区潜伏、建国后内政外交，几乎每一处关键节点都有他的身影；死不留言，一九七六年初叶剑英让人在床边放了一叠白纸，等着他留下几句，他始终没写；死不留灰，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骨灰洒向黄河入海口，来去都干干净净。 叶剑英和他的那点深情，掰着指头也能数清。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清晨，周恩来突发大量血尿，膀胱癌恶化。医生心里有数，却被“保密”压着，不敢贸然上报，只好连夜跑到北京西山向叶剑英求助。 叶剑英听完，先劝人稳住情绪，再答应向毛主席说明。 几天后，他在陪同接见外宾时，把装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递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这才真正意识到病情严重，很快同意成立由叶剑英牵头的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 之后，他几乎天天打电话问病情，周恩来手术，他守在三零五医院手术室门外；一九七五年八月，周恩来做电灼治疗效果不错，他写信祝贺，说是“大家庆祝的胜利”，又叮嘱“为党珍重，为国珍重”。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世；同年十月六日，他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与其他同志一道，一举粉碎“四人帮”，也算给那句“权不能落到他们手里”的托付画了个圈。 人走了，房子没走。 一九七七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全国群众乃至国际友人来到淮安，有的写信，有的捐款，只为一个心愿：修复驸马巷七号，给后人留个可以鞠躬的地方。 地方干部心里清楚周总理当年那三条“死规定”，只好一边用“亲戚还在”“困难户住着”“已经是集体财产”这些理由顶着，一边把老宅死死护住。 等到产权理顺、意见统一，修缮才真正开始。 今天的驸马巷七号，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 围绕这座小院，淮安又排出一条很接地气的线路。 清江浦区漕运西路一百七十四号，是周恩来童年读书旧址，坐北朝南，对着清澈的大运河和清江浦楼，他在那里读书五年；淮安区漕运广场里的中国漕运博物馆，依托漕运总督署遗址，是国家四A级景区，把古代漕运制度和遗迹讲得明明白白； 现在走进驸马巷七号，井还在，墙上的十条家规也还在，“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几个字硬邦邦地立着。